《柏杨曰》经典语录句子摘抄大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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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柏杨曰》经典语录句子摘抄大全

1、当权派已经锁定对象,锁定的对象就一定在劫难逃,最后「有人告发」,结局还是一样。

2、「儒」跟「侠」誓不并立,儒家学派跟权势结合,追求的是安定不变。而「侠」是社会黑暗面的产物,以补救政治法律的不足。「儒」要求忍受,「侠」则挺身反抗。在儒家政治优势压力下,中国人的道德勇气,遂逐渐消失。凡有侠义精神的人,不是被讽刺为不懂「明哲保身」,就是被嘲弄为「好事之徒」。大家都成了一堆软柿子,任凭有权大爷想怎么捏,就怎么捏。

3、人人都知道团结好,然而,只要有一个人是近视眼,就可以破坏团结。战国时代的合纵抗秦同盟,是各国唯一的救命仙丹,功效立竿见影。不过,只要秦王国抛出一块骨头,团结即行粉碎。这是人类最可悲的一面,也是野心家最兴奋的一面。

4、西汉政府法律:三个人无缘无故在一起饮酒,罚银四两。以后专制制度日趋精密,限制更严,平民不准穿某种衣服,不准住某种房子,不准戴某种装饰,不准乘某种车辆(商人甚至根本不准坐车,但总算允许乘船,可谓皇恩浩荡,否则做生意的人只好游泳过江),积成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阴暗的一面。这阴暗面一直未被发掘,以致近代知识份子相信古人过着伊甸园生活,好不自由自在,甚至有人声称中国人自由太多!

5、因为自己懦怯,所以也绝不希望别人勇敢,因为别人勇敢,恰恰反衬自己胆小如鼠。

6、法律在豺狼手中,比没有法律,还要可怕。

7、成则王侯败者贼,是中国历史金科玉律,「天命」「大义」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一边,「盗」「匪」「叛」「逆」永远罩到失败者的头上。

8、野心是促使人类进步的第一因,但超过自己能力的野心,一定闯祸。面对千载难逢的良机,第一件事必须先评估自己的能力。自我膨胀会被良机压死,自我萎缩会使良机丧失。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,攻击朝鲜王国以来,历代王朝遣将出征时,几乎都采用双头马车制,同时设置两个地位权柄完全相等的统帅。检查通鉴记载,稍微大规模的军事行动,都是如此,但以本年(五八一)隋帝国此次出兵,更为具体,两位统帅连官衔都一模一样。这种现象,以后层出不穷。封建君王的不安全感,是多么严重,日夜都怕被猛喊万岁的忠贞份子,砍下脑袋。

9、赵、魏、韩三大家族,瓜分晋国,司马光断定,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,他们如果自称为封国国君,那就是叛逆,遇到像姜小白(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)或姬重耳(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)这样的人,就会兴兵讨伐。然而事实俱在,楚王国首领早就自称和被称国王,并没有人封他,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,而且跟姜小白、姬重耳同一个时代,撞了个正着,姜、姬二人岂敢给楚王一记耳光?对称「国王」的叛逆,都干瞪眼,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「国君」的叛逆,就动手把他干掉?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,他们自己互相攻杀,大吃小、强吃弱,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「圣贤的后裔」而饶了对方的。怎么偏偏赵、魏、韩会由于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?

10、中国皇宫,是世界上最豪华和最冷酷无情的美女人肉市场,主顾只有一个,就是帝王。几乎全世界的美女,都集中在这个大院,而她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帝王恩准她爬上御床。如果她没有这种福气,或虽有这种福气,而终于又被抛到脑后,她只敢哀怨,不敢绝望,更不准愤怒――这就是圣人最欣赏的「哀而不伤,怨而不怒」的美德。有权玩人的人、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,对这种美德,赞不绝口。假如有人在受到伤害后,竟然敢「绝望」「愤怒」,立刻就成了危险的偏激份子,因为他使有权玩人的人和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,心惊胆颤。

11、使人痛心的正是这种忠烈正直,它永远是暴行之下的产物。几乎每一个忠烈正直的中华人,遭遇都要如此坎坷悲惨,原因何在?一个社会,忠烈正直所付出的血肉模糊代价,会使这个社会再没有人去追求是非善恶,强梁就成了公理。暴君诬杀忠良,暴官诬杀无辜,暴政诬杀异己,不仅摧毁法律,而且摧毁道德。道德瓦解后造成的森林性的生存律,将把全民驱入禽兽世界。然而,当篡夺被赞美为禅让时,新当权的君王对于被罢黜的君王,往往饶他一命。王莽不杀刘婴,曹丕不杀刘协,司马炎不杀曹奂,连桓玄都不杀司马德宗。多少还有一点文明气息。可是,这种保持五百余年之久的一点文明气息,却被地痞流氓出身的刘裕摧毁,刘裕是第一个在篡夺后谋杀故君的人,他创下了恶例,只因他聪明过度,认为过去那种不开杀戒的办法,不足以保护政权。但是再也想不到,他创下的恶例,一直被后代篡夺同志效法,而且变本加厉。最讽刺的是,刘裕的子孙,最先受到这种残酷恶例的回报(参考四七九年五月)。

12、弱小国家,有弱小国家的立国之道,千千万万,不可横挑强邻。违犯这个原则,一定挫败,甚至覆亡。

13、问题症结不是刑罚的轻重,而是刑罚的公平不公平。刑罚不公平情形下,要求重刑,只不过使手无寸铁的小民,命运更为悲惨。而刑罚的公平性,又要探索到法律掌握在什么人之手?

14、儒家系统以「恕道」自吹自擂,一旦遇到弱小,「恕道」可就没有了。「恕道」 遂成了专门乞求强梁手下留情时用的符咒,对弱小连一星点也不肯施舍。

15、然而,最可怖的还是儒家坚持的「三年之丧」,当儿子的要对死去的爹娘,哀悼三年,在这三年之中,要不断哭泣,不能吃干饭,只能吃稀粥;不能睡床,只能睡在地面的草席上;不能用枕头,只能枕土块(当然,枕石头大概也行);不能穿普通衣服,只能穿特制的麻质孝服(事实上只能套在衣服上,不能穿到身上,因为它过度粗糙)。而且必须瘦得皮包骨头,脸面黄黑,双目昏花,耳朵半聋。最标准的孝子还要:奄奄一息,有人扶着才能起床,靠着手杖,才能走路;住在用土胚作墙的房子里,三年之间,不能跟妻子亲热,不能有笑容,甚至,不能言语。

16、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,仅这一点,就注定他必然跌倒。

17、周霸主张处决苏建,目的不是执行军法,而是要展示统帅的威权,轻轻道来,不过用别人的生命和鲜血,成就他的马屁奇功,使统帅产生一种「他是为我着想」 印象,就可指日高升。幸亏卫青宽厚,否则,苏建必然丧生。有时候,这就是命运,遇上周霸?或是遇上卫青?

18、教条派的学者,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现象,强塞进一个预铸的模式之中。像一个护食的畜牲一样,口中咬着一块骨头,毛竖爪张,对方竟然把捧到面前的肥肉踢开,相形之下,不由自主的老羞成怒。

19、太浓的忧患意识使人变成惊弓之鸟,太淡的忧患意识使人麻木不仁。中国人分趋两个极端,使灾难更惨重,更难摆脱。这次战役,秦王国获空前胜利,前后总共杀四十五万人,赵王国野战军主力全灭,全国震恐。任何一个具有高贵心灵的将领,绝不杀降。俗云:「杀降者不祥。」杀降的功效是立竿见影的,但杀降造成的伤害,却长久不愈。 白起虽然两年后就被诛杀,但我们并不认为那是杀降的报应。因为杀降的报应要严重得多,国家、社会,甚至全国人民的道德品质,都要为杀降付出代价。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准许杀降的政府付得起这种代价。白起固然是名将,竟做出这种残忍的事,也不过一条恶狗而已。

20、诛杀三族(父族、母族、妻族)是秦政府制定的法律,这是专制帝王企图彻底消除叛逆的手段,谓之「斩草除根」。问题是,叛逆有它产生的条件,一旦条件俱备,不要说诛杀三族阻吓不住,即令诛杀三千族也阻吓不住。而且因有诛杀三族的恐惧,一旦推翻旧统治者,新统治者的报复性和预防性的屠戮,就更凶恶。中国历史上,帝王子孙几乎都被杀光,就是渊源于统治阶层先下毒手。连坐,是野蛮民族的产物,时到二十世纪,中国虽不再有诛杀三族,但家属对罪刑的分担,仍保持这种余绪。「儒」的原始意义,就是「典礼专家」,所以胜任愉快。在君尊臣卑原则下,君王遂远离人群,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――像嬴稷跟范睢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,一去不返。皇帝和臣属之间,隔着一条「礼教」鸿沟,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,而越来越深、越来越宽、越来越无法逾越。最初,特殊的几个官员,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。但到了十一世纪,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监时,宰相已没有座位,只好站在那里。而最后,到了明王朝、清王朝,宰相连站也不可能,跟平民一样,也得跪到皇帝面前(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,苦刑拷打)。中国人所陷入的,就是这种畸形的,官越小,尊严越少,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。

21、不管谁动手,都足以证明,身为中央政府部长级高级官员,在君王眼中,不过一条猪狗而已。高兴的时候,把这些人弄到座位上,表演礼贤下士,或赏赐几文金钱,展示恩重如山,这些人就感激得浑身酥软,认为知识分子真是尊贵,对主子非杀身以报不可;不高兴的时候,则把这些人敲敲打打,而敲敲打打还是最轻微的。事实上当庭臭揍,并没有如史书上说的到此为止,不但没有到此为止,随着时代的发展,反而更为残忍。明王朝的「廷杖」,更是集人类羞辱之大成。

22、人民有知的权力,只有专制政治下的大小家伙,才自以为聪明非凡,可以决定哪些可以使人民知,哪些不可使人民知。

23、任何事情,不公平则一定有反弹,国家设立法庭,就是要消除这种不公平。不消除这种不公平,却只禁止反弹;不消除痛苦,却只塞住嘴巴不准哭叫;不用法律解除人民所受的迫害,却只不准人民诉讼,结果必然产生下列后果:一是奴性被培养得更深,国民品质低落。二是血腥抗暴,用斗争代替诉讼。世界上只有公平的审判才可以消除不公平,而我们古老的文化中却传播一种思想,认为不准诉讼就可以消除不公平。什么时候,中国人能够用诉讼解决争端,不必含垢忍辱,更不必使用刀枪,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度。

24、我们并不歌颂张仪、苏秦,理由跟儒家系统不同。他们主要的缺点是他们根本没有立场,也没有理想,不过是官场上,靠条陈过日子的两大政客。但他们毫无凭藉,唯一的凭藉是自己的能力。笼罩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,司马光所赞誉的礼教――贵者恒贵,贱者恒贱,到此被这一群不安于礼教的小人物突破,而且还发生实质上的影响。

25、形势比人强,一个只站在少数统治立场的主观盼望,绝不可能动摇事实。

26、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,跟崇古畏战的儒家系统当权两种条件之下,疆域不丧失已算幸运的了,根本不可能扩张。而中国疆域在纪元前一世纪竟然扩张到两倍以上,使中国原始的国土广达五百万方公里,原因在于那时中国有一位雄才大略、意志坚决的领袖刘彻,完成一项千古英雄功业。罗马帝国的扩张,历时数百年,正是所谓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」,而中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本土部份,却几乎由刘彻一手完成。他所扩张的疆域,以后很少变动(直到十八世纪清王朝,中国领土才再作两倍以上的扩张,构成二十世纪中国的疆域)。在这方面,刘彻不只是一个普通帝王,还是一个英雄人物。

27、刘邦北击匈奴,娄敬劝阻,被投入监狱。等到刘邦白登突围,狼狈逃走,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娄敬,不但立刻释放,加官晋爵,而且深自检讨,向娄敬致歉(参考前二〇〇年)。袁绍跟田丰之间的关系位置,几乎是刘、娄二人之间关系位置的历史重演,但反应不同,袁绍的反应是老羞成怒。刘邦不愧英雄人物,袁绍不过庸碌之辈,封闭的心灵,使他丧失了检讨反省的能力。娄敬跟田丰,都是一代英才,而遭遇不同,田丰把袁绍像玻璃人一样,看得透彻,但不能逃出毒手。大时代中,全国沸腾,再睿智的人,除非有特别机缘,往往身不由己。悲剧之层出不穷,原因在此。可哀。尹就虽然畏敌如虎,可是对他应该保护的小民,却威不可当。军队所到之处,奸淫烧杀,惨绝人寰,以致小民哀号:「匪徒来了还可,尹就来了杀我。」这种声音使我们酸鼻。「宁愿碰到赤眉,不愿碰到太师。太师(王匡)还算温和,更始(廉丹)却要杀我!」(参考二二年)而就在二十世纪,河南省民众,也发出同样呻吟:「宁愿日本人烧杀,不愿汤恩伯驻扎!」。中国人面对的最大痛苦是,保护人民的官员,有时候比屠杀人民的匪徒,还要凶暴。不同的是,对匪徒,人民可以反抗;对官员,反抗便成了叛逆刁民。

28、中国历史上,政权的转移,只有两种方法,一是篡夺,一是革命。前者是:君王手下的高官大将,本来是向君王叩头朝拜的,有一天,时机成熟,君王下一道诏书,把宝座让他来坐。至于革命,则是叛徒率领大军,打进京城。君王或逃或死,变成罪犯;叛徒登极,变成君王。

29、董卓是一条疯狗,他相信军事万能。王允虽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,但发疯的程度,不亚于董卓,他相信他的智谋超人。只因为文武殊途,表现的方式所以各异。董卓满身背着诟骂,王允却披着忠贞的外衣。他创造了东汉王朝复兴的契机,不仅不能把握,反而把东汉王朝拖向谷底,使人民受到更长期的痛苦。在影响上,王允跟董卓相等,都罪大恶极。

30、我们相信司法部(廷尉)这项调查,刘据自杀时,已三十八岁,而且有了孙儿,他的亲属以及朋友臣僚关系,再加上对宫廷环境的熟悉,都不是一个外人可蒙混过去的,一下子就可盘问出马脚。虽然,利令智昏,天下也可能有的是这种妄人。不过,问题是,如果他真是刘据,结局会不会如此?有人认为他将被接回宫廷,恢复供养。我们却认为,结局恐怕也会跟史书上显示的一模一样。因他出现而造成的利益集团的困局,必须把他铲除,才能解决。对刘据而言,只有一死,这就是政治。

31、法庭主持正义,打击迫害,保护弱小。然而,黑暗的司法却成为弱小的陷阱。中国传统是,一旦开始诉讼,没有人敢担保吉凶,仅资治通鉴就提供无数例证,在「无罪不能无刑」的原则下,说不准学油然问世,不但被告如此,连原告的命运,自己也不能掌握。于是,中国人遂有一种「屈死不告状」的悲怆心理。

32、明明自己想干,却装腔作势,硬说不想干,然后教唆摇尾系统发动誓死拥护的闹剧,自己才作勉强状,扭扭捏捏,登台亮相。这种无聊的小动作,在政坛上不断演出,一直演到二十世纪,仍然有人乐此不疲。

33、正因为言论和行为,相隔得如此遥远,中国历史上遂留下太多掌权人物们美丽的空话、大话、假话、谎话,和义愤填膺的表态话,一方面自欺,一方面也为了欺人。

34、中国需要的是尊师,而不需要护师。尊师的意义是:「凡是把握真理的人,都是我师。」护师动物则不过一群封杀异己言论的黑社会打手;使圣洁的学术领域,是非完全混淆。

35、陈帝国覆亡,大分裂时代和大分裂时代后期的南北朝时代,同步结束。国家在隋政府领导下,又归统一。中华人经过二百八十六年的离乱隔绝,和互相仇恨之后,重新团聚。大分裂像一个大火炉,中国境内各民族,几乎全被中华人消化。再没有严重的鲜卑人、匈奴人、羯人、氐人、羌人之分。这个新的国家,因含有新的血液,充满了生命的活力。

36、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,总是冷嘲热讽,讥笑备至。数千年以降,遂使中国文化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。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,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,连自己应有的权利,都不敢挺身保护,唯恐怕惹祸招灾,中华民族遂逐渐显现出獐头鼠目的气质,使人痛心。

37、这是资治通鉴又一次透露帝王坟墓带给人民的灾害。刘骜的坟墓,在帝王坟墓群中,微不足道。奏章上已经显示,挖掘小民的坟墓,已达一万之数。中华人是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,祖先的坟墓被挖掘,是一项可怕的侮辱。田单据守即墨,就利用燕军挖掘齐人坟墓,激起齐人强烈的复仇怒火(参考前二七九年)。可是,一旦挖墓强盗是帝王,人民只好接受。 每一个帝王的坟墓,都是封建暴政的见证。里面埋的不是君王的枯骨,而是人民的眼泪和愤怒。

38、秦王朝是一个野蛮部落建立的政权,所创立的屠灭三族酷刑,一直保持到纪元后十九世纪才算结束。这种惨无人道的法律,虽然不断宣布被废除,但帝王一念之间,立刻就又恢复,没有人敢提出异议。以「仁义」自许的高级知识份子,二千年来,噤若寒蝉。使中国的政治斗争比世界任何国家(包括被瞧不起的夷狄之邦)都更残忍,也使中国人缺少培养独立自主人格的土壤。每一个人的行为后果,全族都要分担。明哲不但可以保身,还可以保家保族。明哲的意义,就是畏缩圆滑、权势崇拜、丧尽礼义廉耻。庸碌的领袖面对着比他智慧高的人,会感到一种压力,浑身不舒服,自己的愚蠢见解一旦被部属批驳,他会老羞成怒,翻脸无情。左右必须全是比他更庸碌的蠢材,使他有机会表演「面授机宜」「智从己出」,他才满意。

39、历史上,身为帝王的人,什么时候对武装部队失去控制,什么时候就是他的末日,没有例外。

40、世间常有「伪君子」与「真小人」之辩,由于人们对「伪君子」的轻蔑痛恨,遂使有些聪明的文痞流氓之类,公开宣称自己是「真小人」,高举「真小人」招牌,希望大家产生「他不是伪君子」的印象,而从中获得利益。这正是「真小人」 比「伪君子」可怕的原因。因「伪君子」有时被逼到墙角,他的良心还有萌芽可能,「真小人」则根本没有墙角。圣洁的理念,可能使「伪君子」醒悟,却不可能使「真小人」醒悟。「伪君子」有所顾忌,所以才伪。而「真小人」反正是挑明了我是无耻之徒,俗谚说:「硬的怕愣的,愣的怕横的,横的怕不要命的,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!」人到了「不要脸」的境界,便无所不为,所向无敌!

41、人性变数太大,权势和金钱使这个变数更成为几何级数扩张。

42、中国历史上两大鞭尸巨案,一是伍子胥对付芈弃疾,一是王颁对付陈霸先。伍子胥首先为复仇者创下佳话:「黄金千两酬漂母,藤鞭三百报平王(芈弃疾)。」引起英雄志士的万丈豪情,和暴君暴官神经末梢的恐惧。它提示人生一种高贵的指标:是非分明,善恶分明,恩怨分明,大丈夫固当如是。可是伍子胥的行为流传千古,而王颁的焚骨饮灰,却默默无闻。只因酱缸越深,君王越是尊严的像老虎屁股,没有人敢碰。司马光能照实转录,应受钦敬。

43、刘备的话,含有至理,不应为失去一个机会懊丧,而应把懊丧化作力量,等待第二个机会再来时,立刻抓住。问题是,人的生命有限,幸运之神往往敲门一次,只要稍稍犹豫,她便转往别家,永不再返。

44、所谓信义,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。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,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。

45、焉耆王国宁愿经过危机四伏的沙漠,而不愿经过繁荣舒适的高昌王国,可推测焉耆使节经过高昌时,所受的是什么待遇,一定比沙漠更要可怕。可能包括:应付不完的勒索抢劫,甚至身陷牢狱,备受酷刑。高昌的激烈反应――派军大肆劫掠,证明我们的推测无误,如果焉耆使节团可以带来财富,成为高昌王国争取对象的话,高昌为什么不用诚恳亲切的服务争取?在把客人吓走了之后,为什么不检讨自己的缺失?却用凶暴手段追求必须用温和手段才可以建立的感情,结果一定落空,而且带来恰恰相反的后遗症,更加憎恨。可是,直到二十世纪,我们仍看到无数高昌模式的英雄好汉,向别人诟骂出拳,去争取自己所渴望的友谊。

46、教他爬,他就爬;教他跳,他就跳。这种浆糊罐政治领袖,历史上车载斗量,十个巴掌都数不完。他阁下的所有遭遇,都咎由自取。可是,死伤的那些军民,却又何辜?他们唯一的罪状只是因为有一个昏庸的浆糊领袖。

47、……在「天王圣明,臣罪当诛」的奴性呻吟中,只有侠义之士,才敢向这种「礼义圣乐训勉,风俗习惯确立,教化完成」的统治阶级挑战。侠义,是人类灵性不死的火苗。而这火苗,总是针对权势而发,权势自然对他深恶痛绝。

48、匈奴人赞扬李广,称之为「飞将军」,游牧民族豪迈爽朗,敬重英雄,可以理解。而突厥人赞扬斛律羡,称之为「南可汗」,便难使人相信。世界上从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,会把邻国,甚至敌国的一个将领,推崇到「君」「父」地位。用作贱自己去烘托对方的谄媚手段,是中国官场文化中所独有的一种精密技俩。把这种手段反转过来,那就一定作贱对方,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宋王朝知识分子便是此中能手,坚称金帝国百战百胜的大军,尊称岳飞为「岳爷爷」!

49、在两汉王朝,皇帝和皇后两大家族,共同统治中国。皇帝家族是宪法,皇后家族是内阁。然而,正因为皇后家族不是二十世纪现代内阁,他们不是靠人民选举,而只靠他们家的漂亮女儿,在宫廷夺床斗争中,获得胜利。所以,他们一旦擢升,并不是一个有政治理想、有政治抱负的集团,而只是一群鱼鳖虾蚧、牛鬼蛇神。一定引起官怒民怨,一旦宫廷里那个美女失去宠爱,或失去控制,或伸腿瞪眼死亡,新的头目登极,新的美女上床,形势就等于现代民主国家一次大选。不同的是,皇后家族要想在失败后回家睡大觉,却不可能,他们上台时的台阶,是他们家女儿温柔细腻的胴体;而他们下台时的台阶,却是血腥的死尸;血腥的程度,跟他们所掌握权柄的大小,成正比例。

50、居于绝对安全地位,义愤填膺,正颜严色,在主子面前指控别人的「过失」,态度激烈得甚至痛哭流涕,咆哮如雷,用别人的眼泪或鲜血,换取自己一点蝇头小利,这是官场文化的特有产品,名之为一脸忠贞学。

51、关羽从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,突然发动灭国性攻击,乘人不备,创造了震撼全国的奇迹,但徐晃不过二流角色,都无法克制,不得不解除樊城之围。吕蒙背后还没有下手,关羽已经在疆场上战败。即令战胜,大军北进,跟沙场老将曹操面对,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关羽定会获胜。更显出关羽低能的一件事是,他把基地托付给恨他入骨而又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。刘邦成功,靠萧何主持关中;刘秀成功,靠寇恂主持河内;曹操成功,靠枣祗主持许县屯田。只有关羽的基地建立在火山口上。刘邦对萧何不断加官晋爵,为的是把萧何套牢,免得他发生变化,关羽却宣称回军之后,要惩处二位留守主管,不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大将,反而像是一个纵情任性的暴发户。

52、俗话说:胜败乃兵家常事。除了韩信一人之外,历史上所有名将,都打过败仗。打败仗而不惩罚,军纪荡然,军队当然瓦解。但是如果败一次就斩一将,恐怕所有将领都会死光,包括蜀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备在内,岂不也要在白帝城斩首?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便大败而归,丧师辱国,为什么仅贬三级?马谡并没有叛国,只是战败,不过缺乏指挥大部队实战的临场经验而已。刘邦如果命张良率军深入垓下,项羽可能击溃十面埋伏。马谡是一个智囊型的谋略人才,放在帷幄之中,可以决胜千里之外,对孟获七擒七纵的攻心战略,出自他的建议。诸葛亮把他放到千里之外,是逼他死于帷幄之中。人,应尽其才。如果赦免他,而留在身旁,再经历练,将来辅佐姜维,可能又是一个局面。

53、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,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。 却在资治通鉴〈司马光曰〉评语里,陆陆续续、零零星星的,透露无遗(这是写给皇帝看的,所以称「臣光」)。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推行政治改革,以图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国之时,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群,坚决抵制。结果改革失败,腐烂加速,半个中国,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。在〈司马光曰〉中,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,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,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。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群的利益,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。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,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。

54、中国遂开始第一个宦官时代,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,到一八九年全体被杀,三十一年间,搏斗惨烈。可能有人说知识分子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,其实对小民也是一样。一位守丧二十年,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,他只不过违背了一星点儒家学派的礼教而已,并没有犯法,但宰相陈蕃却把他处死。北海国(首府剧县「山东省昌乐县西」)宰相孔融,竟把一个他认为在老爹墓前哭声不哀的人斩首。第一个宦官时代在血腥中结束,宦官彻底失败。但知识份子士大夫的胜利,却很悲惨,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之上。

55、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、最传奇的君王之一,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,可能还不识字(即令识字,教育程度也不会高)。世界上有很多头目,其蠢如驴,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,实在使人背皮发紧。他阁下确实先天的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。他所有的重要决策,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,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。 但他大多数时候,对部属的建议,都有正确判断,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,会立刻认错、马上改正。刘邦身上,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,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,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。

56、豪华奢侈的结果有二:一是经济穷困,一是心灵堕落。以帝王之富,也必须吸取人民的血,才能补充,一个人一旦得了夸耀狂大头症,只好用非常手段,才能获得充份供应。当身心都沉溺于感官享受时,他集中的精力就只限于感官,再不能思考,也再不能滋生出来只有人类才有的高级情操。所以,豪华奢侈绝得不到正常人的尊敬,只能换取马屁精的摇尾。而对于马屁精的摇尾,用更低廉的价格,照样可以购得。因此之故,任何情形下,节俭都是美德,不但能保持心灵,还能保护老命。

57、而一个掌握权力的人,事实上不能自我封闭,他必须发号施令,如果他非自我封闭不可的话――不管什么原因,他就一定变成左右一些地位卑微的人的工具。看起来他仍然虎虎生风,实际上却被玩弄于手掌之上。

58、萧衍向侯景信誓旦旦:「我与你之间,君臣大义已定。」「我是全国最高领袖,怎么会失信!」一副忠厚面孔,使人觉得对说这话的人,如果再有一丝一毫怀疑,简直是对神明的不敬,自己都感到羞愧。任何正常人都不会相信:它竟然真的是美丽的谎言。侯景崛起最低阶层,深知政客们的保证,不可信赖,所以,追根究底,终于发现真相,使萧衍付出食言的代价。孝行是一种美德,可是,中国历史上,美德带给人的,常常不是愉悦,而是痛苦。因为儒家系统把美德标准提升到很难做到,甚至根本无法做到的程度。殷不害寻找母尸,我们崇敬,但「七天汤水不入口」,就没有这个可能。三天汤水不入口就四肢无力,五天汤水不入口一定仆倒。七天哭号不绝,使人怀疑它的真实。古书上对孝行的记载,都出于这类模式――有时更加上「泣血」、「体弱昏厥」之类,假如必须付出这么大代价,才能显示美德,势将使人畏惧美德。

59、罗马帝国早就设立元老院,人民总算还有一个气孔。东西方文化,在这种管道上分开,元老院发展成为议会和民选代表聚会之地,而中国人却噤若寒蝉,继续把生命财产,和国家前程,交给领袖继续英明。

60、三国时代,因人才太盛,造成三国僵持。大分裂时代,因人才太烂,也造成大分裂僵持。――三百年间,只不过君一人:苻坚;臣二人:慕容恪、王猛;武将数人:王镇恶、高欢等而已。其他,一蟹不如一蟹。

61、问题是,最高领袖一旦既不在乎老天老爹,又拒绝部属规劝时,他就像一条滑出洞口的毒蛇。文明一点说,他就像一匹脱缰之马,在人民血肉之躯上,欢跃奔腾,左吞右噬,无人可以制止。凡企图制止他的任何言语,即令态度再恭顺,心态再卑屈,都不可能避免的惨死在毒蛇之口,或马蹄之下。然而,最可怕的还是王夫之的断语,对于「非人」,「诛杀他们的性命不为不仁,夺取他们的财产不为不义,欺骗他们跳入圈套不为不信」。这种褊狭的胸襟,孕育不出崇高的人道精神。谈到胸襟――健康的心灵,和健康的包容,可以在司马迁身上找到。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,自从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以来,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的沉淀,千百年下来,由于沉淀太多,而停滞、而腐朽、而缺氧,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酱缸。中国人的视界、担当、气魄,以及高贵的情操,逐渐萎缩,像渡过淮河的橘子变成的枳子一样,司马光已被酱得不能望司马迁的项背,王夫之更像一条虫蛆,不能望司马光的项背。

62、一个人的权势或财富,到了某一种程度,就很难避免不被摇尾系统挑拨得像一只斗鸡。连父子之情,都可能破坏,亲戚宾朋,更不得不化友为敌。因为主子必须内斗,摇尾份子才能展示忠心,从中取点小利。

63、老家伙往往轻视他所遇到的困难,认为他的能力仍然保持巅峰,习惯于摇尾份子驯顺的面貌,对任何批评,都会认为充满恶意。然而,最糟的是:他累积下来的无比威望,使他所作的错误的决定,都没有人敢提出反对。 超级老人政治的结局,往往是一滩烂泥,人们会叹息说:「他如果早死几年该多好!」

64、袁绍杀田丰,刘邦封娄敬,曹操在大胜之后,反而奖赏反对他出军的谏士,狗熊和英雄,在此分界。狗熊最大特点是「智从己出」「恩从己出」,要处处显示他比别人英明;而英雄则处处不如人,处处需要别人的意见,而且唯恐别人不提出跟他相异的,甚至相反的意见。田丰临刑时,叹息说:「给愚人画策,应该一死。」这是睿智之士的悲哀,田丰如果跟娄敬换一换位置,娄敬一定被诛杀,田丰当会是西汉王朝的一位侯爵,曹操度量之恢宏,头脑之清晰,大胜之后,并没有沾沾自喜,还回顾忠言,无怪能得部属死力。一个人的失败和成功,不是偶然!

65、忠,是一种崇高的情操,对自己的责任和承诺,尽心尽力。不过腐蚀性极强的官场政治,会使「人忠」异化。异化成为「狗忠」,当事人最典型的誓言是:「生是主子的人,死是主子的鬼。」管你是对是错,我是忠定了你。主子是英雄我效忠,主子是邪恶的暴徒,我照样也效忠,而且以此自豪。另一种异化是成为「狼忠」,天下虽大,只有俺才忠心耿耿,必要时我可以杀妻、杀子、杀父、杀母、杀朋友、杀部属、杀长官、杀小民,甚至背叛国家;用别人的血,染红主子看得见的自己的一颗赤心。关键是,狼忠总是掉头而噬,谁的权大势粗,他就随时更换效忠对象。

66、团结的重要,天下皆知,从理论到实际,每人都可以写一本书;演起讲来,更是慷慨激昂,吐沫横飞。然而,到了最后,竟仍不能团结,原因何在?不仅中国人如此,西方人亦然,波兰之连遭三次瓜分,就是因为当时的掌权贵族,宁可亡国,也不肯息争。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,更超越波兰,以至被譬喻为「一盘散沙」。最精彩的是:越是破坏团结的大头目,越高喊团结……

67、侠义精神就是道德勇气,是一个民族的白血球和防腐剂。抽去了它,这个民族就成了一堆烂泥。

68、教育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功能和重要性,不容否认。问题是,如果政权腐败到极点,则任何美好的教育文化,和任何美好的风俗习惯,都阻挡不住它的崩溃。而且,因为社会有一个公正价值标准的缘故,反而更加强摧毁的力量,使该政权崩溃加速。一团浆糊的教育文化和风俗习惯,因为是非不分、黑白不明,人民丧失鉴别是非黑白的能力,才使一些早就应该被埋葬的政权,仍在那里拖泥带水的挣扎,贻害苍生。

69、司马光这种论调,使历届王朝政府,都拼命强调「品德」,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。因为人心复杂,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,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,固同时并存,在盖棺之前,无法化验,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。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,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,用选举和法津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,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。然而司马光那个时代,却没有民主,法律更没有力量,使司马光只好诉诸抽象原则。于是,我们困惑(不是责备):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,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?

70、中国历史上,刘箕子是第一个被毒死的君王。但在所谓正史上,却看不出这项记载。「讳」在这里又发出威力。不知道究竟为谁而「讳」?如果是为刘箕子讳,刘箕子被人毒死,不但没有人敢挺身出来作证或挺身出来指控,反而隐瞒事实真相,使冤沉大海,永世难伸。如果是为王莽讳,那就更可怕,有权杀人的人都要唱歌,无论他杀了谁,都有摇尾系统给他重写历史。汉书写于王莽的新王朝覆灭之后,则显然不是为王莽而讳,而是为帝王的形象而讳,不让人民知道宫廷是一团污乱,不让人民知道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跟山洼小民一样,可以宰、可以屠、可以毒死、可以侵犯。

71、中国因为地理形势特殊,五千年来,严重的外患,始终来自北方(吐蕃王国是唯一例外)。匈奴之后有鲜卑,鲜卑之后有柔然,柔然之后有突厥,突厥之后有回纥,回纥之后有契丹,契丹之后有女真,女真之后有蒙古,蒙古之后有俄罗斯。每一个时代,中国都要倾全国之力,艰苦缠斗,保卫国土。可怜的是,中国的战斗力跟儒家学派的声势,成反比例发展,圣人越多,英雄越少,酱缸越深,活力越弱。中国遂越来越抵抗不住,不断惨败,以致皇帝被人生擒活捉,国家屡次灭亡,几乎不能翻身。 保持北疆和平――当然不是屈辱的和平,而是光荣的和平,一直是中国最高的追求目标。追求得到,中国强;追求不到,中国弱。

72、诸葛亮跟刘备的这一夕谈话,史学家称之为隆中对策,跟纪元前三世纪末韩信跟刘邦的一夕谈话――汉中对策,虽相隔四百年,但前后辉映,是中国历史上两大重要谋略,也是当时正确的政略战略最高指导原则。可惜的是,关羽刚愎自用,向孙权挑战(参考二一九年),引起一连串无法控制的反应,对策中的计画,全盘破坏。具有高瞻远瞩能力的,世上能有几人?韩信就在项羽手下,项羽却不能发掘;诸葛亮就在刘表身旁,刘表也不能发掘。有眼无珠的蠢才,一旦手握权力,都自以为英明盖世,其实只不过跟一群摇尾系统在那里鬼混日子,图一个眼前欢乐而已。项羽至死都弄不清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,刘表地下有知,恐怕也不见得会想得通。

73、耿育这番议论,使人目瞪口呆,他应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,最突出的文妖之一。用他的文字功力,和丰富的知识,去颠倒是非,混淆黑白。西门庆型的淫棍刘骜,成了「大德」「大圣」,谋杀亲子的凶手,成了「远见」「至思」。把不能生育,解释为故意断子绝孙,以免女主主政。想像力的丰富,跟他内心的邪恶,恰成正比。如果耿育是受了赵飞燕的贿赂,或为了博取后福,固然下流,但不过利令智昏而已;在没有财势可贪图时,良心仍在。如果他由衷的认为确实如此,主动的干这么一票,问题就十分严重,成了败类的标竿:旁引博征,引经据典,杜撰任何有思考力的人都不相信的大谎,企图一手遮天,掩尽天下人耳目。自耿育之后,这种身怀绝技的无耻文妖,层出不穷。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运:苦难之后,接着是更大的苦难。手拿救国救民招牌的野心家和野心集团,一旦掌握权柄,立刻露出凶相,举起屠刀。鲁迅有诗形容:「一阔便翻脸」,固是讽刺小人物丑态,同时也是形容大人物对小民的情结。只要专制制度不变,封建意识不变,这种情结也不会变。流氓刘邦上台也好,大儒王莽上台也好,结果完全一样。中国就被这种罪恶抓住,难以摆脱。

74、在东汉王朝的知识分子群中,我们常看到互相赞美之词,互相赞美本是一件好事,但东汉王朝时代的互相赞美,却是政治手段,跟推荐「孝廉」「贤良」「方正」之类有关,这是那个时代谋取官职的唯一管道――必须有盛大的知名度,才有可能被遴选举荐,踏入仕途。于是,互相赞美,变成走火入魔的「窝里捧」,肉麻当成有趣。

75、有些人久负盛名,平常日子里,嘴脸多端,俨然人物。一旦形势有异,如果再继续拍胸脯表演将要杀身成仁,可能真的要杀身成仁。于是立竿见影,立刻两腿发抖。

76、缺少智慧的人最大的特色是特别自私,一直扩张自己的空间,从不去想别人,也从不去看别人;正义、理想、亲情、友情,以及罗曼蒂克的高雅情怀,只有在有助于他获得现实利益的时候,他才重视。否则,不过一句虚话。有聪明而没有智慧的人,最后不一定都倒楣到被杀,但可以肯定:他所渴望得到的东西,往往一辈子也得不到。自私的程度,也就是痛苦的程度。

77、要想保护自己的性命和荣华富贵,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培养敌人,保持彼此的安全互动。

78、根据贾谊的分析,指出个人的品德修养,并不足以扭转环境的压力,这种思想是一种对儒家学派礼教万能的挑战。然而,贾谊基本上仍是儒家,所以他仍排斥「法治」。这种「法家」和「儒家」的争论,经贾谊把它抬到金銮宝殿之上,希望用政治力量,达到目的。然而二者并不冲突,犹如鸟之有两个翅膀,才能飞翔,不应引起争论的事,竟引起争论,主要原因,在于每一个翅膀都自命不凡的认为另一个翅膀是邪恶的,有了它不但不能飞,反而会被跌死。没有它不但能飞,反而飞得更高更漂亮。不久,儒家学派获得政治支持,大获全胜,然而却发现如果不使用法家那一套,国家就要稀烂,遂出现一系列的「外儒内法」的政治家和政客。

79、中国传统文化,是一种老人文化。很多率真的性情中人,都被迫端起嘴脸,努力扮演圣贤。结果把赤子之心,层层磨损,出现一种官场中的奇异怪兽。然而,只有伟大的人格才会有伟大的形象,而伟大的形象就是真情。靠着人工制造,能累出气喘病。有一种检讨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,那就是主持检讨的人,无法承受正确答案的打击。

80、钱良臣也不准人冒犯他的名字,他的小儿子非常聪明,一天读到孟子:「今之所谓良臣,古之所谓民贼也。」他就朗诵起来:「今之所谓爹爹,古之所谓民贼也。」这还是自己拍自己的马屁。五代时代的名宰相冯道请教师讲解道德经,上面有句:「道可道,非常道。」教师于是改「道」为「说」:「不敢说,可不敢说,非常不敢说。」

81、皇宫之地,富丽堂皇,三步一岗,五步一哨,好不庄严肃穆,再想不到内部却是黑暗深洞,没有天理、人性、国法,而只有权势。一个女子一旦被吸入黑洞,可是达尔文所说的:「优胜劣败。」千万如花似玉,哪一个不渴望跟那唯一的男人(皇帝) 上床?又哪一个生了儿子,不渴望儿子继承宝座?弱者忍气吞声,强者必然火并。

82、……只敢哀怨,不敢绝望,更不准愤怒――这就是圣人最欣赏的「哀而不伤,怨而不怒」的美德。有权玩人的人、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,对这种美德,赞不绝口。假如有人在受到伤害后,竟然敢「绝望」「愤怒」,立刻就成了危险的偏激份子,因为他使有权玩人的人和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,心惊胆颤。

83、然而,问题不在于此,在于这场跳舞风波中,高澄并没有错,胡三省也承认:「老爹刚刚逝世,封锁消息,不对外发布。」当然有舞就跳、有歌就唱,这是一种策略,目的就在使人相信他的老爹仍坐镇晋阳,所以他才兴高彩烈。司马光及胡三省明知道高澄秘不发丧,仍忍不住露出「大儒」嘴脸,来一个「有见识的人,就知道他不会有好结果」的教训,颠倒是非,混淆真相,不但自己远离道德规范,而且还沦为恶毒诅咒。难道要高澄号啕大哭,露出马脚,天下暴动四起,才算大孝?到那时候,恐怕又该责备他装得不像、哭得太早!依当时情势,苏秦的合纵同盟阵线,是拯救各国的唯一法宝。可是秦国(首府咸阳)稍用诈术,向魏王国(首都大梁)表示愿归还前所占领的襄陵(参考前三五二年)等七个城市,魏王国那个蠢材君王,和那些蠢材官员,竟然兴高采烈的吞下钓饵。短视、贪婪,只看见眼前三寸利益,是造成悲剧的一大动力。贾谊说:「亡六国者,六国也,非秦也。」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覆亡,都覆亡在自己手上,岂止六国而已。

84、人生有太多无奈,自己不能为自己作主,一不小心栽到贼船上,根本无法自救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,法治的和容忍的社会,使这些被命运摆弄的人,受到保护,他们如果不肯向黑暗屈服,仍可以跳出是非。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,自从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以来,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的沉淀,千百年下来,由于沉淀太多,而停滞、而腐朽、而缺氧,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酱缸。中国人的视界、担当、气魄,以及高贵的情操,逐渐萎缩,像渡过淮河的橘子变成的枳子一样。

85、特权社会中,凡是破坏法律的人,往往都是执行法律的人。普通小民,碰一下法律试试,非死即伤。只有手握权柄的大小家伙,才能摧毁法治,和人民对法律的信心。

86、再精密的作战计画,都不能保证胜利,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,才能成功,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:错误的决策,或错误的判断。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,我们称之为「运气」。

87、任何一个诬陷事件中,唯一的获益者是鲨鱼,他们自有能力把掌握权力资源的头目,玩弄于股掌之上。当司马颖正有点后悔不该大肆诛杀时,看见孙拯自动招认和坦承不讳的口供,对巨鲨孟玖感谢说:「要不是你忠心,追究不出来邪恶勾当。」当初嬴胡亥也曾这么感谢过赵高。千载之下,我们似乎仍可听到鲨鱼心里的喊声:「你这个猪!」

88、「天无二日,民无二主」的单一观念,常使中国人要当「人上人」,而团结需要的,却是要每个人都当「人中人」。有平等,才有团结。必须互相尊重,才有平等。强梁的一方,必须不仗势欺人,才能互相尊重。

89、人,一旦进入权力漩涡,就跟车辆进入交通混乱的十字街头一样,你不碰人,别人可能碰你。一句话或一举手,几乎都是陷阱。仁义、道德、人格,在这个领域里,没有重要地位,有的只是阴谋倾轧。一面跟对方歃血结盟,一面把对方出卖;一面向对方誓言铁肩担道义,一面在背后举起钢刀。官场遂成为世界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,鬼影幢幢,群魔乱舞。

90、世人只注意强者的不信不义、凶暴残忍,忽略了弱者往往更不信不义,更凶暴残忍。

91、官逼民反之后,官仍然只想到官的利益。也只有想到官的利益的人,才是上级最欣赏的官。

92、所谓「逞一时之快」,是王夫之千年后的判断,不知有什么根据?「领袖」这玩艺,是何等的厉害角色,胆敢顶撞,轻者丢官,重者丧命。而季布却无畏的提出抗议,这种胆量,足以把奴才活活吓死,正是最高监察长(御史大夫)应具有的高贵素质。依王夫之之意,大概要季布像狗一样的驯服。主人吆喝一声即来,再吆喝一声即去。委屈不敢申诉,困惑不敢请求解释。任凭有权大爷摆布,除了叩头外,不出一声,才算合格。在「大儒」这种踏蹋自己人格的教育下,官场中到处都是软体动物。类似季布有个性的质问,遂成为绝响。

93、「强毅」,固是才能,也是品德;「公正」,固是品德,也是才能。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,判断一个人到底是「才能」胜过「品德」?或是「品德」胜过「才能」?根本无法办到。哪一个君王领袖,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,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?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个邪恶小人,岂肯赋以重任?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,一直绕着这种「才能」「品德」「君子」「小人」的圈圈打转,连诸葛亮都强调要「亲君子」「远小人」。咦,芸芸众生,挤挤群官,模样都差不多,谁是「君子」?谁是「小人」?结果形成一项「我是君子,你是小人」 定律,互相指控。几个著名的王朝,如宋王朝和明王朝,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,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,终于灭亡。

94、没有能力掌握权柄的人,硬是掌握了权柄,等于不会开车的人忽然握住时速一百公里的方向盘一样,简直是一场大祸。

95、我们同样反战,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,远超过带给统治阶层的痛苦。但是,我们赞扬反侵略、反奴役战争,赞扬保卫国家民族生存战争。匈奴汗国的不断南侵,有地理的因素,在北半球上,包括罗马帝国在内,所有位置稍南的国家,总是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。因为北方寒冷,生活艰苦,南方却是「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」,流奶与蜜的世界,怎不使人眼红?中国如果没有战争能力,匈奴不仅穿过长城而已,战马铁蹄,势将直到南中国海。

96、废一君和立一君,好像猛烈敲打一颗炸弹,危险万状。严延年这个老奸巨猾人物,事前不开口,事后却放马后炮,提出弹劾霍光,可谓深谋远虑。霍光成功,他落得个忠贞之名;霍光失败,他的奏章不但可以保护他的身家生命,还可大升其官。只霍光心怀大忠,不顾利害,用铁肩承担。看看把宰相杨敞吓得屁尿直流的模样,更证明霍光是一位卓越的政治人才。

97、直到二十世纪,中华文化仍激荡在自我膨胀和自我作贱两个极端之中,产生不出来平等情绪。于是,五千年历史中没有敌人,只有盗匪、贼寇、叛徒、蛮虏。一旦情势倒转,被敌人克制,就只好自己诟骂自己,把自己诟骂得越下流、越卑屈,就越觉得安全。而俘获了敌人,同样要求敌人也诟骂他们自己,把他们自己骂得越下流、越卑屈,就越觉得自己越伟大。

98、传统政治上最严重的两大致命污点,一是刑求,一是贪污。连最英明的君主之一――清王朝玄烨大帝,都公开承认,官员不贪污是不可能的。这是一个使人沮丧的讯息。国家的法令,交给贪赃枉法的官员,就等于把武器交给江洋大盗。王莽的改革,失败在吏治腐败;王安石的改革,也失败在吏治腐败。事实上,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,都灭亡在吏治腐败。官员贪污,开始的时候,往往由于薪俸收入,不能维持生活。或即令维持生活,却不能维持尊严。但是,贪污一旦起步,社会上成了风气,则薪俸即令可以维持他的生活和尊严,贪污也不会停止,因为他还要奢侈。

99、保卫国家的战斗,跟侵略掠夺的战斗,性质上虽然不同,但短兵相接,血肉相搏的时候,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,是正义还是邪恶,一旦进入战场,冲锋号响,便只有智慧之师、勇敢之师,没有仁义之师。拿破仑就曾说过:「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!」

100、水面之下,隐藏一种巨大的冲突,就是流亡江东的政治垃圾,跟江东原居民之间的冲突――经济上的冲突、政治上的冲突、权力上的冲突,以及地域情绪上的冲突。江东地区跟中国本部,脱离六十年,而回归的日子,不过三十年,向心力还没有稳固,却忽然之间,被认为是征服者的晋王朝政府崩溃,一群丢人现眼、声名狼藉,又没有治事能力的贪官污吏,滚滚而来,盘据要津,骑在原居民头上,敲骨吸髓,发号施令。原居民反应的强烈,自在意中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群被逐出中原的政治垃圾,不但没有能力改正过去的错误,反而继续自以为是,使蛮耍狠、态度傲慢。态度傲慢的最大表现,一定是不可理喻,大多数民变和内战,都在这个基础上爆发。

101、古人有一句话形容这种心理:「小人得志」――小人物一旦有三个部属或两个食客,经常在身旁兜圈子,就会意乱情迷,开始出现身段。问题是:被身段所慑服的,全是脓包,看到英雄豪杰眼中,徒惹失笑。

102、若干年前,曾经流行一时的充满封建感情和蠢血沸腾的「无条件服从」口号,现在已经消失,正是中国人无穷福祉。每一个人都应该醒悟到:任何政治行为,都是权力义务关系。任何「无条件」,都是一种诈欺、愚弄、压榨、迫害。

103、宦官是自卑的,因为他们没有表现他们是男子汉的能力。宦官没有高深的知识,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。宦官多少怀着对常人仇恨和报复心理,因为他们只因贫苦而被阉割,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抱负,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。宦官缺少节操,因为宫廷践踏节操,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。 所以,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,我们不能希望他们比皇亲国戚,或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更为高明,那超过他们的极限。

104、儒家不但企图回到永不能回到的古代,而又是单线思想,中国人遂激荡在两个极端,一端是狂妄的自傲,另一端是卑鄙的屈膝,一直学不会如何跟朋友平等相处。

105、任何一种思想,即令是最可敬的思想,只要定于一尊,就会变得可厌。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日,也就是中国灿烂辉煌的时代,开始沉淀为酱缸之时。随着封建极权的发展,和因科举制度而又出现官场文化,更使酱缸深不可测。

106、王夫之对人类用的是二分法,一类是「人」,一类是「非人」。中国人――而且是狭义的中原人,连楚王国都排斥在外,是「人」;而其他芸芸众生,全是「非人」。仁义道德是中原人的专利,只可以专门对内使用,对外就要发挥兽性,肆意诈欺残忍,无所不用其极。听起来好像是希特勒在那里发表讲演,使人发抖。

107、若干权势人物更都聪明非凡,为什么总是干出这种只能自欺,却不能欺人的勾当?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,一个人封闭在自我陶醉的洞穴中太久,心智无法成长,总认为别人的智力商数比他更低,可以任凭他牵着鼻子走。

108、法律固然神圣不可侵犯,但法律之上,还有更高的权威,就是正义――人民的良心和良知。

109、台湾有句谚语:「拿别人的手指通蛇窝!」通出黄金,多少还可以分点零碎。通出毒蛇,反正咬断的是别人的手指。于是,行险侥幸之徒,总是经常的豪情万丈,煽动别人:「斯可忍,孰不可忍!」「拼啦!拼啦!」反正坏处属于别人,好处属于自己。解除人民的痛苦,不能指望掌握权柄的人仁慈「纳谏」,只能指望对权力的制衡。在没有制衡力量之下,任何舆论――包括卑微的下跪哭诉,都没有作用。即令有作用,也微不足道。

110、直到今天,重组南北合纵同盟,仍不为晚。问题在于各国统治阶层的腐败,已入骨髓。掌握权柄的人,口袋里装满秦王国(首都咸阳)贿赂的金银财宝。没有好的政治,就没有好的作战部队。将领都是用不尊严的手段获取高位,士兵则全来自穷苦人家,在军中半饱半饥。于是官也好、兵也好,全无斗志,一旦投入战场,自然溃散。各国不知道改革政治,加强战力,却想靠那些离心离德的军队,保护自己的特权并创造奇迹,可真正成了异想天开。

111、北凉王国灭亡,北中国统一,五胡乱华十九国时代结束。一百三十六年中,几乎一支军队就能建立一个帝国。蓦然间,一批人马集结在一起,组织政府、封官拜爵,发表文告,自称圣君贤相,而称别人是盗匪贼寇。还没有等别人弄清楚怎么回事,它已风消云散;圣君贤相霎时变成了盗匪贼寇,下跪的下跪,砍头的砍头。结局是:匈奴民族、羯民族、氐民族,几乎全部灭绝,羌民族也几乎全部灭绝。只鲜卑民族,仍保持一个北魏帝国,等到下世纪(六)末,这一支才完全华化。而五胡乱华时期大批流亡客的南迁,使人口稀少的南中国――长江以南,得到充实,逐渐开发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,二百年后的七世纪的唐王朝,能有那么强大的扩张力量,就靠富庶江南的支援。

112、郭开所担任的角色,十分重要,这位在国王面前一脸忠贞的鲨鱼,宁愿国家灭亡,也要公报私仇,正是敌人最欣赏、最容易收买的对象。赵王国(首都邯郸) 亡后,秦王国(首都咸阳)发现:郭开制造冤狱之多,打击民心士气之重,挖政府墙基之努力,其他卖国贼给他提鞋都不配,论功行赏,封他当高级国务官(上卿)。历史上,郭开这类人物不少。他们唯一的危险不是被人唾骂,而是新主子万一不领这份情。

113、传统的封建社会,依靠儒家学派所定的宗法制度,维持秩序。主要精神是:过继给别人膝下当儿子,就是别人的儿子。对亲爹亲娘,不能再有父子母子之情。这是一项纯理性的决定,必须如此,才可以使权力中心稳定,和祭祀祖先的香火不绝。儒家学派知识份子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至深,坚持也最力。问题是:「过继给别人当儿子,就是别人的儿子。」容易办到,第一个特征是称呼,本来叫「伯伯」的,开始改叫「爸爸」,而对亲爹亲娘,改叫「叔叔」 「婶婶」,明确的表示亲情的关系位置。然而,第二个特征:「对亲爹亲娘,不能再有父子母子之情。」却很难办到,只好采取蛮横的高压手段。偏偏亲情是压不断的,只要遇到这个节骨眼,政坛就一定揭起风波。

114、意识形态一旦坚硬如铁,就会把所有的幻境当作磐石,在上面猛盖亭台楼阁。

115、如果没有刘秀的诏书,我们只知道吴汉屠城,当然是在血战的愤怒之下,兽性一时无法遏止。然而,从刘秀的诏书中,可以发现,吴汉的屠城令,却发生在接收成都三天之后。在这三天中,吴汉露出的是满面笑容,直等到布置妥当,男女老幼,在对吴汉充满感恩图报之时,他却突然翻脸。暴君暴官迫害人民,一向勇敢。但对于没有自卫能力,而又已经屈服的俘虏,跟妇女和孩童,竟公然无惧的大规模下此毒手,只有专制封建政府才做得出。很显然的,吴汉身上流的是畜牲血液,东汉大将邓奉,就是被他的暴行逼反,而他并没有任何改正。

116、有些聪明型人物,认为只要写几行字,或说几句话,就能把不公平化成公平,把人骗得心服口服!他不会相信:小民终于是骗不了的,大骗小骗,都是制造灾难的酵母。中国因为地理封闭,一开始又拥有相当庞大的面积,和相当强大的武力,于是养成了自命不凡的心理,对四邻一律瞧不上眼,全部当成蛮族,偏偏他们竟然也真的文化低落,国土既小,而人口又少,于是更增加中国人的优越感。这不能单纯责备中国人,任何一个国家处于这种「万国来朝」的局面,都会发现自己的确伟大。英国称霸世界,不过两百年而已,而且现在已经瓦解,但我们仍可在英国人身上看出他们的优越感,何况中国占据高位,长达四千年之久。

117、严刑峻法只是惩治贪污的一种手段,如果当作惩治贪污的唯一手段,结果就跟北魏帝国的吏治一样,反而使贪污更为严重。明王朝初期,对贪污官员处剥皮酷刑,结果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的官员贪污最烈。往深处探讨,北魏帝国官员,如果不贪污,简直就没有天理,因为他们全都没有俸禄。耶稣曾告诉门徒,传道的人有接受俸禄的权利,偏偏北魏帝国认为官员既可以没有俸禄,而又必须不贪污。北魏帝国和明王朝,民变发生的次数最多,场面也最大(北魏帝国是无待遇政策,明王朝是低待遇政策)。他们既要马儿好,又要马儿不吃草,最后,马儿变成怪兽,不但吃草,连皇帝都吃下肚。

118、真正失败的原因,恰恰就在英明领袖身上。将领如猪,是谁任命的?难道是敌国介绍?一个靠猛烈摇尾取得高位的人,他的拿手本领就是摇尾,而不是作战。马屁拍得不舒服,可以责备他;作战不能取胜,怎么可以责备他?真正应受责备的,应是英明领袖自己。摇尾份子崇拜权势,掌权人物偶尔一屁,都能在其中找出哲学意义。

119、「妖言」「忠言」,只看从哪个角度了解,用哪种心理评估。专制封建社会上,无法诉诸公道,完全由一个人或一小圈人决定,假如他们有私人恩怨,假如他们的层次太低,「是」和「非」就恰恰相反,「妖言」会成为「忠言」,「忠言」也会成为「妖言」。大分裂时代中这种恰恰相反的现象,尤其严重,但也正因为严重,才造成大分裂时代。

120、宽容是一种高贵的美德,但对一个政治领袖而言,过度宽容,只看见面前的两行眼泪,看不见天下千万人的悲哭。宽容遂变成姑息,一定破坏法律的尊严,瓦解社会的稳定。

121、冠冕堂皇的理由虚晃一枪,真正的理由因为太卑鄙的缘故,往往说不出口。

122、酱缸文化培养出绝对相反的两种极端性格:一端是自卑,自卑到自愿毁弃自己的人格;一端是自傲,自傲到乐于毁弃别人的人格。有句俗话: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」以致有些人活得辛苦、活得卑贱,只要不死,教他当狗他当狗,教他当猪他当猪。忍耐是一种美德,但无限忍耐,则是一种病态。

123、关羽是二、三世纪之交、东汉王朝末年的名将,他的英勇被当时以及后世所肯定。然而,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,和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,得以永垂不朽,历时一千六百年而始终光芒四射,却不由于他的英勇,而由于他对刘备个人的效忠,这项效忠,被解释为「道义」。尤其是十七世纪清王朝,以满洲民族控制中华民族之后,在关羽身上找到政治号召的取向,强调道义、强调满洲人跟中华人是异姓兄弟,海枯石烂,情义不变。不仅中华人崇拜关羽,就是在朝鲜半岛,也遍地都是关羽庙,受到万家香火。跨国英雄,关羽是第一人。

124、只看见眼前的骨头,硬看不见骨头下面的钢刀。正因为这种唯利是图的近视眼太多,人间的悲剧和丑剧,才层出不穷。

125、只因为自认可以愚弄群众的人,层出不穷,所以世界上的混乱,才层出不穷。只因为再明显的诈欺圈套,都有人往里跳,所以自认可以愚弄群众的人,就永远不会绝迹。

126、法国拿破仑复活,这位军事天才岂能指挥现代化战事?蒙古铁木真复活,他岂能再打到波兰?面对新的形势,必须有新的头脑。邱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竞选失败,曾说:「一个对首领恩德容易忘记的民族,是一个充满活力,不可轻侮的民族。」而在中国,儒家学派的唯一法宝,竟然全是古人古事,全是今不如古。只有患老昏病的人,才不断惋惜昔年风光,中国文化已走到了这个可悲的尽头。

127、王玄谟的嘴脸,一向严肃,不苟言笑,俨然「君子不重则不威」。所贡献的北伐谋略,使南宋帝刘义隆怦然心动,兴起封狼居胥山的壮志。则王玄谟的智慧聪明,以及才干能力,定有过人之处,刘义隆才把北伐大业,交他之手。再料不到,他真正关心的原来只不过「八百大梨」。当大军溃败,那些扶老携幼,成群结队,而又缴了「八百大梨」的起义人民,被杀被屠时,恐怕怎么也不了解死因何在。使人兴悲!

128、不但小民无法奉行,对一个政府官员而言,也承受不住三年之丧的打击。三年之后(如果他过度不幸,老娘丧命三年之后,老爹又死,就是六年),再回到政坛,形势已经大变。于是,有些人羡慕别人爹娘死得早,有些人深恨自己爹娘死得迟,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重,便责备两个老东西为什么不好好保养?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故,就连夜挖坑,草草埋葬,然后一手遮天,硬说二老仍在。在以后的史迹上,三年之丧的节目,不断出现,并且成为一种掠夺名声和权势的手段,更成为一种政治斗争武器,父母不但不是人子孝思的对象,反而成了贪婪卑鄙勾当的工具,就更使人遗憾。

129、当一艘满载客人的巨轮,迷失航道,即将撞向冰山之时,船舵却握在一个毫无航海知识的地痞流氓之手。全船静悄悄的,大多数人都进入甜蜜梦乡;只有几个乘客,发现危险,他们奔向舰桥,想警告舵手改道,可是舰桥紧闭,他们再奔向船长室,船长正在那里饮酒取乐,任他们擂动门窗,哭号哀求,所得到的只是不理不睬,最后,黑暗中闯出打手,把他们捆绑囚禁,甚至枪决。这就是无力感,自己有方法拯救巨轮,却眼睁睁看着巨轮一直撞向冰山,而自己又偏偏身在这巨轮之上!

130、周勃跟韩信、彭越,有同一的遭遇,属于「有人检举型」。这个「有人」,是隐藏在高位的杀手,韩信的「有人」是刘邦,彭越的「有人」是吕雉,周勃的「有人」当然是刘恒。唯一不同的是,刘恒目的不在杀他,而只在灭一下他这个「忠厚长者」的威风,教人瞧瞧谁是老大。然而,周勃如果没有黄金二万两,如果儿子娶的不是公主,几场苦刑拷打下来,他就无法避免「攻破心防」「坦承不讳」「自动招认」(贯高先生那种铁石人物,是人间异数,我们敬他、爱他,为他垂泪,但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他)。铁证如山的供词,摆在公案之上,刘恒包管跟嬴胡亥对李斯的醒悟一样:「他妈的,原来是真的呀。」无论政治迫害或刑案通缉,在重点逮捕之下,一般逃亡客往往投奔亲友,认为他们会给予掩护,结局总是悲剧。一是,人性共安乐易,共患难不易,当你高车驷马前往拜访时,亲友可能发动全城欢迎,但重案压身,情形就不相同,他们一旦改变心肠,你就自投罗网。二是,亲友本身就是一项线索,一旦发现主角逃亡,治安机关不可能漫无目标的到荒山上去乱搜洞穴,当然先监视你的亲友;而且人们往往留下口讯:「下一步投奔张三。」军警顺着追踪,你还没有走到门口,埋伏已经停当。三是,天长地久,你不可能永远躲在地窖,即令如此,送茶送饭,亲友家庭秩序必然呈现异样,要想不走漏消息,可能性太小。

131、霍光之罢黜刘贺,是一个变数,五千年漫长历史上,也只此一次罢黜,是站在国家利益立场,而不是为了篡夺。有人说,刘贺的昌邑帮,有谋杀霍光的阴谋,霍光防患未然,不是大公。咦,什么叫大公?这才恰恰是大公,刘贺即位才二十七天,便想发动绝不可能成功的政变,证明他的智商不足以治理国家。然而,霍光此举,在「畏天」和「进谏」无效之后,却是第三种制衡权力的方法,也是一项可怕的方法,永远成为禁忌。从此之后,任何人,只要被怀疑有这种「霍光情结」倾向,就会有杀身灭族之祸。于是,中国政坛上的制衡,仍一直兜着「畏天」「进谏」两个疲软无力的圈子打转。无限权力反而更扩张,使人民更受荼炭。

132、中国历史上,刘恒属于第一流君王。长期动乱及一个接一个大屠杀,在刘恒手中,尘埃落定,人民终于回到和平。而他的朴实生活,也确为当代建立一个最好榜样。自从上古以降就根深柢固的厚葬,刘恒用实践做了一次使万民赞赏的突破措施。他要求薄葬,并缩短守丧时间。只因帝王之死,可比一条猪之死严重得多,除了有关系的亲属和官员外,连平民都得跟着倒楣。而帝王之丧,谓之「国丧」,国丧期间,人民不准演戏、不准喝酒、不准结婚、不准理发,甚至不准笑逐颜开,都要为那个已死的当权份子,一心一意的悲哀流泪。胆敢拒绝,那可是惹了虎头蜂,非死即伤。

133、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,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。而永远的挺直脊梁,站在那里,侃侃而谈。

134、四四一年,南宋帝国晋宁郡(云南省晋宁县)郡长爨松子叛变。天门郡(湖南省石门县)蛮族酋长田向求也叛变。分别被南宋government army讨伐平定。爨松子和田向求,是含冤难伸逼反?或是野心勃勃造反?或是作恶多端,收不了摊子,铤而走险?传统史书,对此没有说明,而只称之为「反」为「叛」。我们读者,应该三思。

135、这世界上忘了自己是谁的人触目皆是,所以,丑剧,闹剧,悲剧才一出又一出地上演。

136、杨广文选,是杨广对人类所做的唯一贡献,他现身说法,为「满口仁义道德,一肚男盗女娼」,竖立一个活生生的榜样。中国政治领袖有一种毛病,在享尽现世欢乐之余,还想高升圣人宝座,以便他的大名,永垂不朽。「大诰」「皇训」之类,遂纷纷出笼,除了培养子民服从的惯性外,更希望别人产生一种印象:「说这种好话的人,不会做出和这种好话恰恰相反的坏事。」不但希望用文字洗清自己的血手,也希望用文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仁慈的天使,翱翔天空。慕容垂跟姚苌,先后背叛苻坚大帝,有他们不得不背叛的苦衷,慕容垂身受复国建国的压力,姚苌则害怕下一次的诛杀,我们充分理解,也充分同情。然而,既叛之后,慕容垂种种,仍是英雄豪杰本色,怀有浓厚的感恩和深切的惭愧之情,而姚苌却狼子野心,凶狠冥顽,不知道他对苻坚大帝,为什么痛恨至此?小人物之所以用惨烈卑鄙的手段回报恩主,主要的是他必须这样,才能消化自己因忘恩负义所产生的内咎,和有希望使别人相信自己并没有忘恩负义。世界确有一种人,你最好不要认识他;不幸认识他,最好不要跟他有友谊;不幸有了友谊,最好不要对他有恩。但是,这种人往往有动人心魄的蛊惑力;连苻坚大帝,都不得不坠入陷阱。

137、苻坚以盖世英雄,却如此结局,我认为是恶运抓住了他。从淝水之战起,他就一直用一个翅膀飞行,另一个翅膀却被砍断。…………纵有千种奇计异谋,也受不了如此摧残。苻坚死时,内心的痛苦悲愤,我们深深体会,并在千载之下一哭,为他的遭遇哭,也为当时中国人民遭遇哭,苻坚死而姚苌生,优败劣胜,历史进入反淘汰的黑洞时代。付出代价的,是当时小民,要多受二百年之久的活罪,才能使大分裂时代结束。

138、在对抗外国外族的侵略时,我们赞扬誓不屈服,但在纯内部的混战情况下,不过是官员跟官员间的火并,军阀跟军阀间的抢夺地盘,这里面没有大义,只有私利,在我们看来,谁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、谁能使死伤减少到最低限度,谁都值得我们致最高的尊敬。

139、如果一切罪恶,都必须用血腥手段,才能对抗,就是一个灾难的社会,也是一个痛苦的民族。

140、不知其人观其友,然而,更精确的判断方法,不如不知其人观其敌。反对人数的多少,不能作为评鉴标竿,而要看友是什么人?敌是什么人?只有伪装的朋友,没有伪装的敌人,所以从一个人的敌人身上,容易反射出正确信息。一个人受抨击是常事,重要的是抨击的内容,和谁对他抨击?

141、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,是酷吏之母,也是最大的酷吏。法国大革命时的「革命裁判所」、欧洲中世纪的「异教徒法庭」,背后都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,他们必须被推翻或被克制,酷吏才会消灭。司法是政治的延伸,有什么样的政治,就有什么样的司法。有什么样的司法,就有什么样的法官。魏王国(首都大梁「河南省开封市」)人范睢,随从中级国务官(中大夫)须贾,出使齐王国(首都临 ),齐国王(四任襄王)田法章因范睢口才敏捷,十分欣赏,赠送他一些贵重礼物,包括黄金和饮食。须贾认为一定是范睢泄露了国家机密。回国之后,禀告宰相魏齐,魏齐发现用别人的痛苦表现自己忠贞的机会已到,于是大宴宾客,把范睢摔倒在地,乱棍捶打,任何呼冤辩解,都不置理。范睢肋骨被打断,牙齿被打脱落,奄奄一息。用竹席包起来,像丢死狗一样丢到粪坑旁边。魏齐为了展示爱国的愤怒情操,还叫宾客们轮流往他身上撒尿,范睢受尿素刺激,悠悠苏醒,魏齐已喝得大醉,命抬到野外。

142、所有酷吏,都没有好下场,主要的由于酷吏权力膨胀得太久之后,会忘了他自己是谁。终有一天,碰上特务手段扳不倒的对手。其次,等到民怨沸腾,可能逼出对酷吏之母反击时,酷吏之母就会借酷吏的人头,平息群愤。任何一项原因成熟之日,就是酷吏丧生之时。

143、须贾虽然是一位大使,地位很高,其实也不过官场中一个混混。他出卖范睢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疑心范睢泄露国家机密,而是他对范睢妒火中烧。身为大使的都没有得到国王的礼遇,而一个随员却获得荣耀,不仅使自己没面子,而且范睢经此锦上添花,势将危及自己的前途。这才暗下毒手,诬以谋反。一则拔除潜在的政敌,二则加强忠贞的厚度,可以说一举两得。再见范睢时,那一星点未泯的天良救了他。以秦王国(首都咸阳)之强之蛮,诛杀一个外国使节,不会眨眼。

144、人性有堕落的一面,卑劣的人格加上恰好手执风箱,火焰就会更炽。舆论的谴责,家属的哭诉,流血的杀戮,灭身灭家灭族的恐怖,酷吏都不会皱眉。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酷吏,永不绝迹。要想绝迹,只有铲除它的源头――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,和允许暴行存在的社会制度。

145、西汉政府事实上一直居于反应地位,军事行动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匈奴,并吞领土(跟对西南夷不一样),而只求摧毁匈奴汗国野战军,使他们没有力量再进入中国烧杀掳掠而已。「大儒」之辈,却认为这种战争也是罪恶。结果至为显然,边界上的中国人丧失保护,他们年年被杀、被奸、被掳,家破人亡、血流成河。「大儒」却稳坐在温暖的椅子上,痛斥战争。等到边民们死光或被全部征服,马蹄声响到高堂之下,「大儒」立刻转身责备政府不知道保国安民。

146、曹丕以魏王的身份夺取东汉王朝的政权,传统史书只称之为「魏」,单音单字是中国文字最大的缺点,不能精确的表达事物。一个王朝亡,一个王朝兴,应该是「魏王朝」才对。但是一个国家不能允许有两个以上的王朝,却能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政权。所以,我们对控制全国的政权,称为「王朝」,对分裂情形下的独立政权,依它首领名号,分别称「帝国」「王国」。

147、儒家系统看来,「大儒」真是活宝,只要他出现,准益寿延年。事实上「大儒」不在人间,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之上。

148、不过,刘邦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王之一。所有关键性的大决策,都是别人的主意,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庸碌的领袖面对着比他智慧高的人,会感到一种压力,浑身不舒服,自己的愚蠢见解一旦被部属批驳,他会老羞成怒,翻脸无情。左右必须全是比他更庸碌的蠢材,使他有机会表演「面授机宜」「智从己出」,他才满意。刘邦几乎样样不如人,然而,他是一个优秀的统御人才,能作正确判断,能承认错误,能宽容别人的过失,能用度外之人;胸襟坦荡,不拘小节,具备一个理想领袖的条件。即令生在民主时代,他也会同样崛起。权力不但使人骄傲腐败,也使人冥顽痴呆,时间越久,越记不得自己是谁。一个小人物,尚且如此,何况拥有无限权力的大大头目?

149、谢安用一定会失败的手段,获得大胜的辉煌战果,在历史上写下一页奇迹。无数流泪流汗、艰苦工作,而竟不能踏上成功之境的人物,都会沮丧,无法解释其中奥秘。好在是,四千年来,纯靠命运而建立功业的大事,仅此一桩。绝大多数情形下,还是要靠艰辛的努力奋斗。谢安偶一例外,不能推翻生命的正常法则。

150、「诬以谋反」的铁帽,法力无边。天下多少忠臣义士和国家栋梁,丧生在这个铁帽之下,自古忠良多枉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
151、中国帝王是世界上礼仪最多、日常生活花样最复杂的一种动物。非洲有些君主,可能比中国帝王更残忍,但是却没有中国帝王那么多禁忌,使人民动辄得咎。这种制度由嬴政先生创立,以后层面日益升高,到了明王朝,遂累积成为一项毒瘤,使中国人民受到致命的伤害。刘恒先生在帝王群中,算得上是一个明白人,可是在用别人的血来展示他的尊严和孝思时,却跟其他帝王一样的心狠手辣。祭庙上一个玉环算屁,甚至刘邦的坟墓又算屁,动了一下竟企图杀人全族。

152、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团结能力,只是说中国人的团结,总要弱势伙伴屈服。团结是平等的,并肩携手,应彼此尊重,必须先承认对方存在,而且跟自己一样的光荣存在。而我们目前正缺少这种文化,稍有权势,便只有我、没有你!因之把让步视为懦弱,把谈判视为说服,把忍耐视为畏惧,把坚持视为冥顽不灵。大家既缺少共识,就只好「我团你的结」,把对方团结在自己的胯下,而不是肩并着肩。

153、白起最大的罪恶,是长平(山西省高平县西北)杀降。然而,对秦王国(首都咸阳)而言,他功勋盖世。他之拒绝担任大军统帅,可能是在斗气,也可能确实预见到必不能胜。秦王国对败军之将,处分严厉,他不敢冒这个险。但更有一种可能是,他真的患病。问题是,专制体制之下,不允许任何人有个性。白起胆敢拒绝君王恩赐的高官,已犯了大忌(轻视官爵就是轻视君王,君王全凭这个法宝维持他的权威),而在被贬逐之后,竟然仍不满意,还发牢骚,这种行为,谓之「怨望」。因此,官场中的狡狯之辈,一旦受到迫害或委屈,不但不敢表示不满、口吐真言,反而诚惶诚恐,自认「臣罪当诛」和「天王圣明」。希望首领肯定他的忠贞不二。重罪或可免死,轻罪或可重新出头。

154、沈庆之一直坚决主张民间私自铸钱,四五六年被颜竣驳倒后,四六五年再度提出,终于实施,结果如此之惨,和平时期而经济竟然崩溃,完全是政策错误。沈庆之是一位名将,自击平刘诞的叛乱后,地位已达高峰,所以九年前失败的提案,得以复活。然而,经济是一件比军事要复杂万倍的事物,不是每一个人都懂。为了和北魏帝国开战,沈庆之曾经说过:「治国好像治家,关于耕田种地,应问农奴;关于纺纱织布,应问婢女。」货币政策,军人不应乱出主意,政府也不应去问军人,犹如战场之上,货币专家不应乱出主意,指挥官也不应去问货币专家如何肉搏。可是,沈庆之却违犯自己的名言。

155、当李隆基下诏亲征之日,也正是他决定脚底抹油、拔腿开溜之时。摇尾系统总是灌输小民一种思想:英明领袖集诚信、智慧于一身,永远正确,永远不背弃他的部下和人民;他从不欺骗,从不说谎;所作的承诺,无不一一履行。五千年历史和五千年的政治舞台,可以证明:谁要是相信这些鬼话,谁就注定的要痛哭到肝肠寸断。

156、犹如一只老虎逼门,不想办法擦枪磨刀,反而每天引他去五里路外去吃一条小羊,希望他跑得疲倦,没有力气再吃,却没有想到他会一天比一天更为雄壮。一个国家拥有这样智商的统治阶层,如果不亡,简直没有天理。

157、荀况的见解,有时候荒唐得离谱太远,竟然幻想出来敌国人民喜爱我们如同喜爱爹娘,而视他们的统治者如同仇寇。所以一旦战争爆发,他们绝不会站在暴君的一边,绝不会攻击被当作爹娘的我们这一边!这可是午夜奇谈,再了不起的仁政,可能使敌国人民羡慕,不可能使敌国人民把入侵者当成爹娘,更不可能促使敌人全国背叛。交锋一旦开始,战士完全被杀人的行动和被杀的恐惧所控制,还管什么谁是「义师」,谁是「盗兵」?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,从没有出现过的「仁人」,和从没有具体实现过的「仁政」,被儒家系统无限制的扩大它的效果,竟成为一个无往不利的符咒。曹操这项自明本志令,光明磊落,字字真挚。他坦率的承认:并不是从小就胸怀大志,而是时势推演,才把他推上高位。而既被推上高位之后,他就等于骑到猛虎背上,到死才能下来。他坦白的说明他面对的困局,这是专制政体特有的困局,任何人都无法突破,那就是:他不能放弃军权。韩信、韩馥等人的命运,都是活生生的前车之监。大多数政治性文告,都是虚情假意,说些谎话、大话、空话。自明本志令之可贵,曹操之可爱,就在于有异于此。

158、儒家看起来相信鬼神,祭祀和丧礼,几乎是儒家的命脉,但事实上,儒家又不相信鬼神,从皇家祖庙「亲尽则毁」的规定上,可发现在儒家设计下,祖先的灵魂最后一定全被子孙饿死。因此,儒家虽披上宗教的外衣,却始终不能升华成为宗教,而只能扮演尘世间人伦规范角色。与其称儒家是一个宗教,不如称儒家是一个思想上的宗派,到了后世,更沦为一个争权夺利的帮派。

159、赵韪背叛刘璋,就史书上显示的资料,看不出他是贪图富贵,而只看出他是为了反抗东州兵团的暴行。赵韪之所以能深得人心,当然是他向小民认同。当他目睹小民的房屋被烧、妇女被奸、生命被杀,屡屡要求刘璋制止,刘璋却一推二拖三和稀泥时,试问,赵韪应怎么办?难道把所有跪在他面前诉苦的小民,逐出大门,从此不闻不问,以求「明哲保身」,这样做当然受到传统知识分子的赞扬。 或是兴起正义之怒,抛弃既得利益,率领被迫害的人民抗暴,这样做的结果是:成则王侯败则贼。成功了,大家掌声雷动,高叫:「这是天命。」失败了,大家讥讽他贪图富贵。赵韪选择了正义之怒,而又不幸失败。受到诬蔑,在意料之中。中华人什么时候不再用邪恶的成见去解释别人,中华人才有资格成为一个高贵的民族。

160、这种缠出来的小脚,不但外貌丑陋,而且还会发出一种奇臭。但是却被一些文妖之类,化腐朽为神奇,反而成了瘦不盈握、香喷喷的三寸金莲,把事实颠倒到如此程度,使二十世纪之后出生的中华人,羞愧难当。这是一项很大的困惑,不仅要问:中华民族有没有美感细胞?中华人分清分不清什么是美?什么是丑?什么是香?什么是臭?中华人有没有鉴赏能力?在传统深处,我们不了解美,因而畏惧、排斥美,甚至认为美是一种恶。发展到终极,恶反而变成了美。女人缠脚,就是例证。

161、政治家必须有三分混沌,才能把反对力量稀释到最低限度。一定要把账算得清清楚楚,去年张三瞪了我一眼,前年李四踢了我一脚,对方为了自保,自不得不奋起反击。

162、这是专制政治的悲剧――领袖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威的司机,他如果决心把车开进万丈深谷,谁都挡不住,谁都救不了。

163、中国帝王真是一种怪诞的动物,不但要当人民的君,还要当人民的爹。一个政治头目,最初只不过「英明」而已,等权大势大之后,就忽然身兼gouvernement大院的「仁慈的大家长」。儒家学派君尊臣卑的学说,作为它的理论根据,大家伙居于绝对的控制地位,小民万世不能翻身。

164、从此,儒家学派的学者,不准有想像力,不准有创意。在二十世纪被视为魁宝的想像力,儒家却被认为是一种邪恶;价值连城的创意,却被认为是轻视侮辱道统。儒家学者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是:效法孔丘的「述而不作」。用圣人的经典,解释圣人的经典,用古人的话,证明古人的话。以「圣言量」取胜,什么人的意见都有,独没有自己的意见。如果有自己的意见,即令正确,也是错误。

165、在「成则王侯,败则寇贼」的文化中,失败一方的美德,全被抹除,胜利一方的暴行,自有摇尾系统文妖之类,把它美化成天女散花。这是中国史学家的一大耻辱。

166、一口咬定看着不顺眼的人是「非人」,这是为强梁世界制造屠杀的理论根据。

167、司马光对于把孔丘被排斥「武庙」之外,大为不悦。理由十分奇离,认为孔丘曾经阻止过莱夷部落变乱,又曾经派人击退过费城入侵军队,足够证明孔丘懂得军事,所以他应在将领群中,居于领导地位。这就好像一个人只不过开了两公里汽车,就认为他足有资格参加太空人俱乐部,且有能力领导太空人登陆冥王星一样。至于肯定姜子牙不如孔丘,更匪夷所思,犹如一个皮鞋匠和一个面包师,无法相比,不能认为皮鞋匠无法跟面包师抗衡,也不能认为面包师无法跟皮鞋匠抗衡。司马光对孔丘的造神运动――把他造成一个文武全才的努力,只会把自己累得要死。

168、命运的意义,就是没有人可以预知,没有人可以控制的机缘变数。一个行为的介入或不介入,能使历史和人生转变方向。不相信命运的人,无法了解历史。然而,命运是一个残忍无情,而又诡谲无常的女神,你必须相信她存在,但你千万不可相信她会爱上你,也千万不可相信她会憎恨你! 绝对不可以把自己全部都交付给她,任何一个把自己全部都交付给她的人,一定被她撕碎。

169、刘骏固然是个畜牲,残暴寡恩,但对颜竣的处份,斩首算了,为什么还要先砍双脚?砍脚算了,为什么还要诛杀男口?在这件惨剧中,什么事激使刘骏兽性大发?闯下滔天大祸的,恐怕是颜竣那张毫无遮拦、称心快意的利口。当颜竣还是刘骏心腹时,所亲眼看到刘骏的闺房丑闻,和刘骏的种种愚蠢和邪恶行为,颜竣为了炫耀和主子关系密切,并窃弄权威,平常日子,恐怕泄露的太多。这是一个严厉的教训,如果用报导别人生活细节的方式,来展示他跟对方关系非常亲昵时,必须要小心翼翼,不可破坏对方形象,否则,灾难可是自己找上门的,大灾难就像颜竣所承受的,小灾难至少也会失去友情。

170、诚如唐德刚先生所说,过去的史论家论史,从「太史公曰」到「臣光曰」,就只是孔门一家的框框之见,而柏杨在翻译《资治通鉴》时,从他本身的现代多元文化背景,读不下去而痛批之,是为「柏杨曰」,它为传统的论赞学打下了句点。……柏杨通过「柏杨曰」除了和历史对话,和司马光对话,也和众多的儒家菁英对话。柏杨所标举的是现代的民主、法治以及人权的新价值。柏杨说,抚今思昔,历史也就不再是舞台上的往事陈迹,因此他试图从历史着手,去了解我们这一代苦难的根源;他以古为鉴,要表达的是他做为一个现代人的领悟与感受。龚鹏程因此说《柏杨曰》是「现代化思潮下的史论」,刘季伦说那是他的「历史法庭」,而一则一则读下去,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领悟与感受呢?

171、从某一个角度评论河阴屠杀,包括把现任皇太后和现任皇帝,全部投到黄河里活活淹死,诚是一项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壮举,这是对腐败凶暴统治者的大反扑和大报复。暴君暴官临死时的悲惨,正是他们加到小民身上的悲惨的再现,昔日凶恶之徒,一个个哀号而死,全体小民,都为这场屠杀,发出欢呼!然而,政治不是军事,大屠杀的后遗症是,还会发生更多的大屠杀。中国历史显示出一种使人困惑的轨迹,人民除了走向河阴――用暴力对抗暴政外,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问题在于,暴力对抗暴政之后,留下的却是更大的暴政,需要更大的暴力,才能再把它推翻。暴力复暴政,循环不息。

172、战国时代末期,各国成了一群羔羊,面对着巨狼秦王国张大的血口,每天颤抖,君王和官员们从没有人想到改革内政、培养战力。只想到能过一天舒服日子,就过一天舒服日子。他们藉着互相出卖的卑鄙行为,利用国际关系的矛盾,尽量拖延自己被吞食的时间,典型的「等我死了再天塌地陷」世界末日思想,连上帝都无法拯救。

173、七月鹊桥初架日,长生殿前人双至。比翼连理渡银河,海誓山盟谁逾此。全仗恩爱护终身,身尚未终恩爱止。君王若是有情时,马嵬怎不同生死。

174、躁进之士患有权势饥渴症,总盼望拿别人的人头,去撞开更高阶层荣华富贵的大门。一旦别人拒绝被当作工具去撞,或是把别人撞得脑浆崩裂而仍没有撞开,他就会暴跳如雷,认为是别人误了他、害了他。躁进之士跟野心家不同,野心家有时候还可以克制自己,躁进之士则身不由主的到处寻觅可以撞门的别人的人头,更为劳苦、危险。

175、鼓儿词有言:「说忠良,道忠良,忠良自古无下场。」数千年传统文化,化作三句唱词,令人兴悲。贾谊对于尊贵官员们在审讯过程中,或在牢房之内,所受到的屈辱,特别重视。但却提议:士可杀不可辱。导致一个残酷的发展:高级官员们一听说要吃官司,不但不准去公堂之上替自己辩护,反而必须马上自杀。咦,人,固不可辱,更不可杀。不仅对尊贵的官员如此,对卑贱的平民也应如此。贾谊竟然认定低阶层的差役之辈,全是无耻之徒,窃窃自喜他已挤身于统治阶级,使人失望。在此之后,凡受到诬告的官员,不允许申辩,只允许自杀。对拒绝自杀而要求澄清的人,往往痛加抨击。因为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严,而在保护皇帝的荣耀。

176、儒家一提起嬴政的「焚书坑儒」(参考前二一二年),便怒发冲冠。可是却抓住机会,借刀杀人,用政治手段,置其他学派学者于死地。不过采取的是慢性谋杀,人们看不见血染钢刀,不过事实已经说明,儒家学派没有能力单独存在,他必须跟权势结合,并且付出结合的代价,不久就沦为既得利益当权派的打手。

177、政治是太复杂了,它有个明显的特征是:没有永远的敌人。政治艺术的最高境界,在于化敌为友,只有半吊子家伙,才确信他的钢刀万能。

178、当没有实力做后盾时,任何意气轩昂的陈词,都足以坏事。

179、心胆俱裂,由衷屈服,是瘫痪了的奴才。跳高之前,先曲双膝,则是英雄豪杰。

180、人口增加,生产工具进步,自会使社会层面加多,有些固然跟所谓的「心术」有关,有些却不然。地广人稀时,可以胡乱开垦,一旦人口增多,就得有法令禁止在山坡上种田,以免泥土流失。只有一种情形才可以使法律条文减少,那就是人口减少,等到一个城市只剩下一个人时,就可以不要一条法律了。

181、千余年来,大家习惯于这种斗臭手段,动不动就倾盆而出。当张三坚持黑是黑、白是白时,李四只要「揭发」他曾经在日本留过学,一脑筋反动的万世一系帝王思想,就足够打倒张三,而另行建立黑是白、白是黑的进步理论。

182、马屁精文章的特质是:对应赞美的,抨击;而对应唾弃的,反而赞美。为了一个官,或为了几两银子,能把恶汉形容为圣徒,把杀人蜂形容为可爱的家鸽。写马屁文章的知识分子,固是无耻,接受马屁文章的有权有钱大爷,同样无耻――他竟然相信那玩艺是真的,囫囵下肚,而面不改色。两个无耻一拍即合后,乃完成一个双倍无耻。一旦双倍无耻问世,辨别是非善恶、评断功过得失的客观标准,便被毁坏。

183、严重的缺少人性尊严,和道德勇气的衰退,以及粗糙的思考方式,是摧残人权的最大动力;一直到二十世纪,我们还常听到一种下流的论调:「对付老奸巨猾,还讲什么人权?」于是一个嫌疑犯被捕,拒绝承认罪行之后,传播媒体就会立刻抨击他「坚不吐实」。我常想做一项永不可能做的实验,把说这种话的人逮捕,指控他是谋杀美国总统林肯的凶手。如果他承认,立即枪决;如果他不承认,就一口咬定他老奸巨猾,「坚不吐实」。

184、过去的篡夺,只是统治者搬家,而王莽的篡夺,却确确实实是改朝换代,还包括一种政治理想的实践。对于王莽事件,儒家学派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,如果新王朝寿命有八百年之久,儒家知识份子自然振振有词。偏偏十五年便亡,而更糟的是,继起的统治者又偏偏是西汉王朝皇家苗裔,王莽就非是「乱臣贼子」不可。所以,虽然王莽是一位「大儒」,而且用政治力量推动儒家学派的崇古政治理想,儒家学派却不得不放弃原则,对他痛加诟骂。这诟骂包括一种痛恨的心情,痛恨他不争气。不过,无论如何,王莽创造的权臣夺取宝座的分解动作,却为后世定下模式,很多同样情形下的权臣,都照葫芦画瓢。

185、但直到今天为止,这种一脸忠贞鲨鱼之辈,仍遍地皆是。不是中国人特别喜爱打小报告,而是制度如此。有什么制度,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,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,认为告密就是效忠时,我们又如何唾得完?又如何特别要唾某一人二人!

186、为什么检讨的结论总是「被迫害的该死,因为他引起有权大爷的迫害!」为什么不能提高质疑层次:有权大爷为什么迫害?原因何在?病源何在?

187、监赏能力一旦随着政治市场的价码起伏,便无法独立。结果当然造成一种反淘汰,官场中的歌颂,往往正是小民的愤怒或不屑。官是一个标准,民又是一个标准。民的标准被政治市场涨跌的巨棒击碎,得不到公正的肯定,长此以往,民族的灵性和生机就奄奄一息。所以我们必须做到:只问对方的成就,不问对方的成分。

188、在卑劣猥琐的情操下,阴谋成了沾沾自喜的阳谋。相信逻辑、相信真理的高贵气质,反而成了被耻笑的呆瓜。

189、咦,君王从不告状,告状的都是臣僚;奴隶主从不告状,告状的都是奴隶;手握权柄的人从不告状,告状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小民。财产被吞并,妻子女儿被掳去当婢女小老婆,儿子或老爹被乱棒打死……中国人只能无穷无尽的忍受,如果你胆敢向「圣明的君王」,或胆敢向「贤能的父母般的官员」,哀求发还被吞并的财产,哀求放回被抢夺的妻子女儿,哀求处罚那个打死儿子或老爹的凶手,你就成了刁顽之徒,犯了滔天大罪。

190、中国历史悠久,元首成群结队,够「圣王」的,能有几个? 儒家学派眼眶里,只伊祁放勋、姚重华、姒文命、子天乙、姬昌、姬发,屈指可数,事实上不过托古改制,造神运动下的产品。圣王跟耶和华先生一样,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形象。但基督教并没有教人去当耶和华,儒家学派却一味瞧不起一切被认为当不了「圣王」的人,拼命教人去当根本不存在的圣王。结果三千年以降,除了上述的六位活宝外,再没有别的活宝,政治理念遂成为一堆空话。

191、一个人如果坚持分辨是非黑白,不但没有人敬佩,反而惹人哄堂大笑,笑他是个没有头脑的傻瓜。我们绝不拿别人的手指去捅蛇窝,吆喝别人:「上呀,上呀!」也绝不要求别人:「死呀,死呀!」我们对在权势下低头的人,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。而我们对敢说敢做,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的人,深深了解那是人类中最可贵的道德勇气,从心底深处,生出钦敬膜拜。希望中华人的尊严,就从现代这一代的中华人心头,开始苏醒。我们是一个能分辨是非,能分辨黑白的人类;不是一个不分辨是非,不分辨黑白,而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的蟑螂。

192、对暴君暴官而言,他所以怒火冲天,兴起大狱,往往不是因为你抨击的不是事实,恰恰相反,而正因为你抨击的硬是不折不扣的事实。你抨击的离谱太远,他还有原谅你的可能性,而你嚷嚷他患有梅毒,偏偏他真的患有梅毒,反应才强烈而残忍,他不会「改正」,他只会愤恨你使他露出原形。

193、儒家系统鼓励并认定:知识份子跟牧场中的猪羊一样,只要烙上张家记号,便永远是张家家畜;烙上李家记号,便永远是李家家畜。胆敢不以某人的家畜自居,便立刻受到其他家畜攻击。久而久之,很多人遂养成一种乐于被主子豢养的情意结。眼目中只有那个主子,而把国家民族,放到脑后。为了自尊或心理平衡,还一口咬定:主子就是国家民族。

194、然而,金微山(蒙古阿尔泰山)之战,不但对中国重要,使中国解除了历时三百年之久的匈奴汗国的威胁,大大的喘一口气。对西方世界而言,金微山之战,更为重要。北匈奴汗国残余部众,在漠北不能立足,于是向西方漂泊。漂泊的时间是那么久,以致脱离了中国历史范围,没有留下文字记载。可是,三百年后,复苏而又重新强大的北匈奴汗国,终于漂泊航空距离四千公里之遥,抵达黑海北岸,引起骨牌效应的民族大迁移。原住黑海北岸的西哥德部落,受不了北匈奴的压力,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。原住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,受不了西哥德的压力,向西侵入罗马帝国。罗马终于亡在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野蛮民族手中。

195、权力迷人,没有尝过权力滋味的人,永不知道权力的诱惑是如何强烈。

196、刘邦最大的罪恶,是他用残忍的手段屠杀功臣,留下不可抹灭的劣迹,我们绝不宽恕他。但我们也了解,专制独裁政治就是杀戮,当初大家一块当小偷、当强盗,吃在一块、睡在一起,大哥二哥麻子哥,好不亲爱,一旦你高坐金銮宝殿,装模做样,想想你当年狼狈嘴脸,要不是我,你还能活呀?王朝政权建立伊始,效忠心理还没有凝聚成为惯性,互相猜忌之下,不但君要杀臣,臣也要杀君。猜忌犹如荆轲的毒刃,见血封喉,毫无回转余地。西汉王朝初期,我们只看到君杀臣。以后,我们将看到臣杀君,同样凶暴。

197、历史上这种叹息,不绝如缕,显示错误的决策,必然付出错误决策的代价。问题只在于反省的内涵,智慧型的,检讨错误后承认自己不够智慧:「我该重用他!」顽劣型的,检讨错误后显示自己更为顽劣:「我该杀了他!」

198、师承,是一种毒药,两千年来,一直在摧毁中国人的创意,阻挠社会进步。西方文化精髓最早表现在柏拉图的一句话:「我爱我师,但我更爱真理。」酱缸文化则恰恰相反:「我爱我师,因为我师就是真理!」实际情形是:「我师就是饭碗!」真理一旦和饭碗结合,事态就十分严重,不但自己不敢批判教师的见解,也不准别人批判,如果有人批判,立刻奋不顾身,群起猛攻。蠢血沸腾的去保卫教师,也就是保卫自己的饭碗。对教师的任何质疑,都是异端,罪大恶极。

199、无力感的悲剧,才是最沉痛的悲剧。国如此,家如此,人也是如此。

200、儒家学派最骄傲,动辄抬出来亮相的一位先生是:「子武丁守丧,三年不说一句话(高宗谅暗,三年不言)。」这种「三年之丧」,在春秋时代便因为行不通而被扬弃,墨家学派只主张守三月之丧就够了,大力抨击守三年之丧的荒谬。但儒家学派却坚决复古,并把三年之丧作为检验一个人道德学问,和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标准。三年之丧是贵族、地主阶级的一种休闲性的游戏,一个升斗小民,一天不工作便没有饭吃,如果守三年之丧,全家岂不都成了僵尸?

201、然而,对人的观察,不能看他说什么,还应看他做什么;如果只看他说什么,近代大众传播媒体,充塞每个角落,一旦控制在当权份子之手,暴君全都成了可爱的小白兔。

202、有人天真的哀号说:「你教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!」这是一句严重伤害审问官职业尊严的话,将会招来更残忍的酷刑。雷马克人性光辉中,有一段集中营的描述,一个纳粹向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,而仍拒绝签字自愿参加被注射毒菌试验的犹太人咆哮说:「我可以代你签字,我也根本不需要你签字。但我非要你签不可,我要你爬着过来,跪到我脚下,哀求我准许你签字!」这正是酷吏的心情,他的职业尊严不允许被侵犯,他要你自动自发、亲口供出你从没有犯过的罪行。

203、父逼子反,是人生一大悲剧,也是做父亲的一大恶行。传统上有句话: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!」对这句话,必须予以严正批判,因天下绝对有禽兽型的父母。

204、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,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,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,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。但有计画的大规模推动,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。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,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。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,只会嘲笑蒙恬之蠢。

205、我们可以抨击事实,可以赞扬事实,但不可以为了政治立场或自己利益,去抹杀或歪曲事实。

206、宋王朝拒绝和亲的错误决策,已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。司马光不但没有反省,反而大言不惭的说:「对于蛮族,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,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。」 宋王朝时的蛮族契丹和西夏,始终威胁中国生存。司马光也当过宰相,他为什么不用恩德怀柔,又为什么不用武力镇压?敌人,能击败他时击败他,不能击败他时只有和解――和亲是和解的方式之一。宋王朝就坏在战既不能战,和又不敢和的稀泥之中。人们所听的,全是些慷慨激昂、掷地有金石声的隧道声音,为害不浅。

207、美德是逐渐培养出来的,大人物是自我训练出来的。世界上从没有一个人纯靠天赋,在娘亲肚子里便与众不同,生下更胸怀大志,只有摇尾分子才敢这么认定他的主子就是这样。

208、最离奇的莫过于「遥控指挥」,不要说一千五百年前的第五世纪,全靠快马传递讯息,建康(江苏省南京市)到历城(山东省济南市),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,即令到了二十世纪电子时代,一个坐在大后方安全地带、温柔乡里的大军统帅,对千里之外,从大兵团会战,到小部队突击,都一一作细密安排,这种统帅,如果不是全白痴,也准是半白痴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用遥控指挥,获得战场胜利。问题是史迹斑斑,这种遥控指挥的动物,今天仍不绝种,而且有些人还以此自豪。可怜的是那些被遥控指挥的士兵,和战败后受苦受难的人民。

209、刘义隆对他属下将领们咬牙切齿之状,活跃纸上,检讨失败,千言万语一句话,都是别人的错――将领们既怕死,而又没有执行英明领袖的神机妙算。桓玄的阴魂,在刘义隆身上,幽幽重现。从没有一句话检讨到真正失败的原因!因为真正失败的原因,恰恰就在英明领袖身上。将领如猪,是谁任命的?难道是敌国介绍?一个靠猛烈摇尾取得高位的人,他的拿手本领就是摇尾,而不是作战。马屁拍得不舒服,可以责备他;作战不能取胜,怎么可以责备他?真正应受责备的,应是英明领袖自己。

210、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,现代人对正名的认知是:「是什么就是什么。」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,是「总统当选人」;就职之后,则是「总统」;下台摆地摊,则是「小贩」。而孔丘的正名认知,却恰恰相反:「是什么偏不是什么。」具体的说:「曾经是什么,就永远是什么」。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,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,可是《春秋》却咬定牙关,硬称楚国王是「楚子」,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,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――「子爵」,因为你本来就是「子爵」!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、定名份的正名主义,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,然而,发展下来却成为一种政治意淫,不切实际,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。

211、有人抨击中国方块字只是一种诗的文字,因为它的精确细致度不高,无法作精密的陈述和说理,甚至不能描绘较深刻细致的感情。我承认如此,但我反对因此就认为中国方块字绝对无法使条理分明。因这是思考方式问题,运用文字功力问题,和表达能力问题。把史书弄成一盆浆糊似的,不限于文言文和方块字,如果头脑没有条理,白话文和拼音字,也是一样。

212、常有审问官拍胸宣称:「我跟你无仇无恨!」路温舒已代我们指出,当然没有仇恨,但有任务。审问周亚夫的人岂跟周亚夫有仇?审问彭越的人岂跟彭越有恨?一旦柏杨先生审问你,教你承认谋害林肯,我又岂跟你有仇有恨?只是因为你不肯「合作」,我交不了差,下不了台,你就必须坐冰块和上老虎凳。

213、摇尾系统在没有当权时,不过只是摇尾,为害不大。一旦当权,立刻就成了鲨鱼,为害酷烈。从摇尾到噬人,「权势」使他成长。这些人在把同辈忠良吞食罄尽之后,很难不掉过头来,吞食主人。

214、宽容和气度,不是天生的,而是高度的智慧和高度的自我克制。古语说:「宰相肚里可撑船。」宰相尚且如此,首领肚里更必须容纳奔驰的火车。因为只有胸襟开阔,眼光锐利的人,才有运用智慧的能力。

215、然而,晁错却是忠于刘启的,为了和平而牺牲晁错,可以理解。但不理解的是,为什么教他死得那么悲惨?砍头也行,何至腰斩?腰斩之人,因没有伤及心脏,上体仍然在活,清王朝一位官员在腰斩之后,用手沾自己的血,在地上连写「惨惨惨惨惨惨惨」七字,闻者垂泪。晁错在刘启还是孩提时,便在身旁陪伴,以后言听计从,宠信有加。即令有过,处死已经足够,杀就一杀了之,照样可以向吴国表态,何至指定用此酷刑?甚至「无少长皆斩」?古人云:「伴君如伴虎。」 事实更为严重,在极权政体下,伴君简直像坐在百步蛇的毒牙之上。亡国之君往往以无比的勇气,奔向悬崖绝壁,凡劝阻他,或想要拉住他的人,都会被他诛杀。可是当他一头撞下深谷时,却痛恨那些未被他诛杀的朋友,当初为什么不肯劝他一句,或拉他一把;尤其痛恨他们竟然不肯跟自己一同摔死。于是,陈叔宝诟骂江东知识分子丧尽道义,朱由检诟骂「臣都是亡国之臣」,希特勒更诟骂德国人堕落,竟拒绝为他阁下一个人而全体送命!

216、一个政权不是一记丧钟就敲垮的,而是不断在敲,一声接连一声,一声比一声凄厉,最后一敲,才全盘结束。也只有领袖人物自己,才有能力敲下自己的丧钟。

217、交锋一旦开始,战士完全被杀人的行动和被杀的恐惧所控制,还管什么谁是「义师」,谁是「盗兵」?

218、不知道什么原因,儒家学派总反对「住」的追求。认为稍图舒适,便成罪过。 历代君王自己虽不听这一套,拼命照盖;但对别人却会板起面孔,于是,限制高度、限制间数,规定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砖瓦,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椽柱,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颜色,平民只好永住陋室。

219、斯大林先生大清党时代,常发生审问官在哭泣,被告反而在旁安慰审问官的镜头,结局仍是处决。政策性冤狱,不能依靠法律。在盛怒的作业程序中,审问官不过一个肮脏角色,他们应为自己的嘴脸付出代价,但不能完全负担冤狱责任。

220、儒家崇古若狂,总是不断的提出「三王」「三代」,使人心惊肉跳。就在夏王朝,中国发生空前的旱灾、水灾,篡弑频仍,人民水深火热。而在商王朝,被不断泛滥的洪水,把政府赶得不停逃跑(六迁其都),人民流离失所。最后的周王朝,有一半时间(东周),陷于孟轲所形容的:「争城之战,杀人盈城;争野之战,杀人盈野。」

221、明哲的意义,就是畏缩圆滑、权势崇拜、丧尽礼义廉耻。

222、尔朱荣跟董卓是一对双胞胎,董卓走过的脚步,尔朱荣小心翼翼的踏着前进。两个不懂政治的粗汉,都必须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,结局是可以预期的:害人害己。然而,即令尔朱荣懂得政治,悲剧也不可能避免,如果他像魏收所盼望的,先修道德仁义,则结果恐怕仍要受到诛杀,「功高震主」,封建头目绝不允许一个使自己芒刺在背的人,长期站在身旁。尔朱荣如果用严密的戒备,得免一死,也不过是曹操第二,由他的后裔发动不流血政变,最后仍是夺取政权。

223、纷纷五位舅父,同时封侯,把西汉王朝开山老祖刘邦所订的「非有功不得封侯」制度,一举摧毁。一种崭新的,裙带关系照样可以封侯的制度,代之而起;西汉王朝政权也开始滚下悬崖。对一个强大的政权而言,除非君王亲自下手,没有人能摧毁它,现在,君王已亲自下手,西汉王朝就毫无生存机会。

224、慕容麟聪明伶俐,连一代枭雄,历尽人生沧桑的老爹,纵然在屡次被这位儿子出卖之后,仍爱他如初,说明慕容麟有他优越的反应能力,和偶发性的超人见解。问题是,他缺少智慧。缺少智慧的人最大的特色是特别自私,一直扩张自己的空间,从不去想别人,也从不去看别人;正义、理想、亲情、友情,以及罗曼蒂克的高雅情怀,只有在有助于他获得现实利益的时候,他才重视。否则,不过一句虚话。慕容麟不断叛变,家国越是危险的时候,他越奸诈反覆,原因在此。有聪明而没有智慧的人,最后不一定都倒楣到被杀,但可以肯定:他所渴望得到的东西,往往一辈子也得不到。自私的程度,也就是痛苦的程度。东汉王朝皇帝刘秀的部队,被史书形容为一支解人民于倒悬、救人民出水深火热的仁义之师,而吴汉又是云台绘图的名将(参考六〇年)。然而,他们对人民的暴行,所有史书,包括资治通鉴在内,都轻轻一笔带过。千千万万被这些仁义之师杀死、奸死、烧死的冤魂,死不瞑目。尤其是,吴汉的暴行,连他的同僚都不忍卒睹,不惜叛变,就可了解他罪恶的沉重。然而通鉴只温柔敦厚的一句:「多有侵暴行为」。我们歌颂邓奉,歌颂他敢于反抗暴政,不惜叛变。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所以层出不穷,都是被中国人苟且求全,和懦弱无能性格宠出来、培养出来、鼓励出来的。中国人如果多出来几个邓奉,暴君暴官就一定大为减少。

225、功臣――在二十世纪,称「亲密的战友」,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一种职业。 无论统一全国的大王朝,或割据部份地盘的小王国,都是一样。从名满寰宇的文种、伍子胥、白起、韩信,到小局面卑微的孙护、务银提,每一个人最后都大祸临头。不仅仅是当权大爷少恩、亲密战友功高震主而已,而是专制的制度,把人与人间的恩情道义,一笔勾销。吃了某种药,就会有某种症状反应。

226、最热闹的是:「匈奴单于敬慕中国仁义,低头称臣。」匈奴单于栾提稽侯栅只因兵弱将寡,走投无路,才向中国投降,完全由于现实利害,跟仁义何干?中国皇帝中也有几位向蛮族低头称臣的,难道是敬慕蛮族的仁义?这种信口开河的无知和无耻,一定导致错误的决策。虚骄之气不改,中国人就永远看不到面对的真相。

227、七国之乱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,如果七国胜利,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,互相并吞,可能演出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各国林立,永不能复合的局面。七国失败,西汉王朝顺利通过瓶颈,大一统观念逐渐凝固,深植人心,认为「大一统」才是正常之规,分裂乃一种暂时现象。虽然经过大分裂时代和小分裂时代,这种心理都没有改变。

228、一群老茧人物不考虑问题的实质,和建议的内涵,却用「年轻」二字,打击新生代精英,是传统社会最流行的手段。老人固然有可敬的优点,但必须是优点。仅由岁月累积出来的纯老人,有时反而成为进步的阻力。年轻人的见解,固不全对,但不能仅因为年轻,就认为一无是处。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惊人功业,都由年轻人开创。

229、仅只忠心没有用,必须使主子相信你忠心才有用。而又如何使主子相信你的忠心,那要看官场手段。

230、王莽的个人崇拜行动,如火如荼,这正是摇尾系统大显身手的大好舞台,对一个二十世纪的读者来说,一点也不陌生。布尔塞维克猛捧斯大林,纳粹猛捧希特勒,法西斯猛捧墨索里尼,狂热之中,上位的人为了夺权,下位的人为了夺利,纯洁的青年群众,则被拨弄得蠢血沸腾,理性全失。白的变成黑的,黑的变成白的,是非忠奸,完全颠倒,道德遂跟着崩溃。 一个道德崩溃的社会,一定受到惩罚,这惩罚的大小,跟崩溃的程度成正比例。王莽杀叔、杀子、杀公主、杀老友,不过残忍而已;而杀公孙闳,却是公开向正义挑战。摇尾系统吹响了魔笛,像魔法师引导老鼠一样,引导广大而昏迷的群众,载歌载舞,投向毁灭的深谷。

231、每一个开国的所谓「英明领袖」,「太祖」「太宗」之类,都不过在那里玩命。

232、孙权之存亡关键,间不容发,刘晔的谋略如果实施,中国历史将从二二一年开始重写。曹丕不是一个开创性的雄才,夺得帝位后,已经踌躇志满,不知道天下江山,每一寸都要血汗换取。如果曹操迟死三年,对这个天赐良机,定有闪电反应。假定有幸运之神的话,幸运之神正专心一意看顾孙权,使曹丕沉醉在恍情之境。试看他的理论根据:「别人投降称臣,我们却乘机翻脸,恐怕阻塞天下英雄归降之心。」这话在群雄并起时,是至理名言;而今,孙权之外,不过只剩下刘备,还有其他什么英雄?难道能鼓励出刘备归降之心?

233、很多人每当被事实或理性逼迫得无法反驳的时候,很少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,反而抛弃主题,对主题之外的东西,诸如道德、私生活等,横加诬蔑,然后证明对方所持的事实不是事实,所持的真理不是真理。这是惯用的「斗臭」手段。

234、(「心逆而险,行僻而坚,言伪而辨,记丑而博,顺非而泽。」)这种烟雾迷蒙的抽象字汇,如果可作为定罪的证据,则凡是有权杀人的人都有福了,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把这顶帽子,扣到任何一个看不顺眼的人的头上。

235、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,却坐在必须有政治头脑才能坐的板凳上,实在是一种灾难,他的最大的特征是,深信凭他主观的意志和手中的那点权柄,就可以随心所欲,使太阳从西边升起。

236、马援把沾沾自喜的公孙述「大帝」,形容成一个人形玩具,和一只蹦蹦跳跳的井底之蛙,可谓传神。 玩具型人物或井底之蛙,自己过瘾有余,建立功业不足;对他们的失败,我们毫不关心。不过,一个国家也好,一个社会也好,玩具型人物和井底之蛙过多,国家社会就无法避免要受苦受难。八年之后,成都陷落,东汉军队屠城,那些哀魂怨鬼,都为公孙述盛大的官谱排场,付出代价。

237、皇后家族当权的主要原因,在于皇太子不准许过问政治,不准许关心民间疾苦,不准许跟现任官员来往,不准许跟知识份子结交。如果不相信这一连串的「不准许」,违反了一条,即令吉星高照,不被罢黜,也会引起大狱。而且,当皇帝的人,往往都死得太早。死得太早的意义是:寡妇太年轻,孤儿太年幼。面对着丢下来乱糟一团的摊子,和人头攒动的文武百官,跟一个普通文化人面对核子反应炉一样,陌生、恐惧,不知道如何运作。于是,寡妇只有信赖她最熟悉的娘家人:父亲、哥哥、弟弟、侄儿。孤儿也只有信赖他最熟悉的舅舅家人:舅父、表兄、表弟、表侄。皇后家族就非处于第一线不可,想逃都逃不掉。何况,根本就没有人想逃。事实上,绝大多数的皇后娘家人,还在心如火焚的争取。

238、感谢时代,允许我们把帝王们放到清水里泡而洗之,洗净这些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污垢,撕掉挂到他们脖子上的招牌铃铛,使他们恢复本来面目。刘邦就是刘邦,什么「高祖」?刘彻就是刘彻,什么「武帝」?刘德就是刘德,什么「献王」?帝王跟小民一样,都是人。这种精神在中华人社会流行最广的武侠小说上,充分表达,江湖好汉醉心的是,从古人「秘笈」中寻求武功,很少自己发明武功。而且,门徒的武功再高强,也永远高强不过师父。这件事情如果倒转过来一想,事态就十分严重。那就是中华人已被命中注定:一代不如一代,精华在「古」,越现代越功力不济。这种发展违反进化原则,祖师爷如果可以一跳三丈的话,最后一个徒孙,大概一寸也跳不起来,只因门徒不能胜过师父。于是「尊师」跟「重道」同等,「师」与「父」 合一,有创见或企图突破,就是「背叛师门」,将受到唾弃和诛杀。

239、问题在于枪杆子出来的政权,当然在玩枪杆的人控制之下,而军事和政治,迥然不同。威尔斯评论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时候,说过一句话:「政治是太复杂了,不是一个军人所能了解。」偏偏靠枪杆起家的领袖,习惯于枪杆万能,对于任何反抗势力,只知道镇压,不知道化解,而且即令知道化解,也不知道病根何在。他们只看到人民反抗,而看不到人民反抗的原因。于是儒家学派史学家替君王指出原因,认为是一小撮刁民叛徒不安分的缘故。暴君有了这项理论根据,就更凶不可当。

240、没有一个聪明人不学问渊博、言辞锋利、反应迅速,有果断处理事务的能力。然而,一个可怕的缺点使上述种种优点,全化成陷阱,这缺点就是,他把所有的人都当成白痴。有此一念,使他不能提升到智慧的境界,世界在他聪明的眼睛下呈现出来的,完全走样。为了维护他聪明的形象,对不符合他愿望的事实,往往怒不可遏。从史书上有关王猛政绩的记载,看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,即令在战时,也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善恶是非分明的太平盛世:「每个官员对他所担任的职务,都能胜任愉快;每项刑罚,一定都有犯罪证据;国家富裕,武力强大!」三百余年大分裂时代中,中国像一块血腥的沙漠,到处狂风滚石,禽嚎兽奔,人们互相吞食,只有王猛治理下的前秦帝国,是沙漠中的唯一绿洲,每人都享有安富尊荣。这正是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想世界,显现出法治的奇迹。

241、中国官场文化中,王导先生属于和稀泥型。……忠于君王对自己有利时,他忠于君;忠于奸臣对自己有利时,他忠于臣。最后,大家都说他是个「好人」。 问题在于,说他是「好人」的「大家」,并不是小民,而只是官场里打滚的一撮政客。小民的哭泣和愤怒,他听不到,船舵和桨楫损毁折断,他也看不见。他从不解决问题,而只会把问题用纸包住。尤其恐惧任何改革,一则是不愿放弃既得利益,一则是唯恐怕财团地主不高兴。于是,善良的人被压榨,正直有作为的人被排斥,恶棍所向无阻。是非黑白,全部颠倒。司马光直率的指出王导是晋帝国纲纪混乱之源,事实上,这种混世的「好人」,也是中国五千年来纲纪混乱之源。

242、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,治和乱、叛和忠,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。

243、赵国(首府邯郸)自胡服骑射后,国力陡增,成为战国时代后期唯一可以跟秦王国(首都咸阳)对抗的强权,如果不是错用了赵括(参考前二六〇年),秦王国不可能东进。然而,利益这么明显的一项改革,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,都这么困难。停滞的力量,似乎永远超过进步的力量,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。公孙瓒跟董卓,是从一个破窑里烧出来的货色。用凶暴的手段把大海搅得波浪滔天之后,却认为仍可躲在一片树叶上,照样保持他的荣华富贵。天下竟有这么多头脑简单的恶棍,而这种头脑简单的恶棍,竟也能平地崛起,原因何在,留给我们一个课题。

244、摇尾系统「效忠」到极致,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,甚至火并,以便从中取点小利。所谓主子,在摇尾系统掇弄下,身不由己。

245、大多数的叛乱,都是官逼民反,在此又多一证明。暴官暴政之下,人民忍无可忍之时,只好用钢刀反击。一旦有一个清廉的或多少有点爱心的官员出现,小民便感激涕零,争先归附。西羌、南蛮,全不例外。在专制封建制度下,小民的欲望,是何等低微,又是何等容易满足!偏偏,连这也得不到。御用史学家笔下中国人的历史,根本是一部奴役史;他们以帮凶的身份,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,一味斥责「刁民」,历史真相,遂一直被隐瞒、被歪曲。

246、一个专制暴君,或一个或大或小的独裁人物,日夜寻找的绝不是激烈率直的批评;恰恰相反,他日夜寻找的却是使他龙心大悦的赞扬。

247、然而,在以后的漫长历史中,统治阶层的老毛病不断发作,虽然有人力主薄葬,结果仍是厚葬。祖先崇拜的情操,使做儿子的人,觉得如不长期守丧,就是不孝;做部属的人,觉得如不搞得热热闹闹,就是不忠。于是,笑话百出,丧礼遂变成一场锣鼓喧天的趣剧,既不严肃,也没有一点悲哀的气氛。

248、诛杀太子的亲娘,为的是要避免皇亲国戚弄权。犹如敲掉老虎口中一颗牙,便认为可以避免他吃肉一样,如何能办得到?只不过为人间增添一则不平。

249、扬雄是动机论者,指出端木赐求的是和平,张仪、苏秦追求的是富贵。他有什么积极证据,证明端木赐不追求富贵?又有什么积极证据,证明苏秦、张仪并不追求和平?如果我们认定苏秦、张仪是追求和平,端木赐是追求富贵,扬雄又如何反驳?孔丘和孟轲,就曾仆仆风尘,东奔西走,说破唇舌,希望二者全都到手。问题只看你追求时用的方法,和追求到手后做些什么?能够「安中国者,各十余年」,已经够人民顶礼。

250、政治应有一种让步性,凡是在敌人身上称心快意,必然召来另一种称心快意的反应。恶性循环,无有已时。

251、董仲舒这项「对策」,经刘彻采纳后,就成了神圣的「国策」。一个巨大转变,在不声不响中产生,曾发出万丈光芒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,开始沉没。代之而起的,是漫长单调的儒家思想的黑暗时代。在此之前,中国学术界跟古希腊一样,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。在此之后,中国人开始被儒家学派控制,随着岁月的增加,控制也越严密,终于完全丧失想像的空间,奄奄一息。

252、孩子们被阉割后,即送入宫廷,永远和父母家乡隔离。跟宫女的遭遇一样,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,无依无靠、无亲无友,随时会被杀死、虐死、折磨死。而宦官比宫女更为悲惨,宫女在二十年三十年之后,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可能,宦官则永远没有,而是终身奴隶。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魔窟之一,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,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,用谄媚和机警,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,才能保护自己。最幸运的人,终于有一天接近皇帝。皇帝是权力魔杖,触及――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,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。然而,绝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含泪而死,犹如绝大多数的无期徒刑囚犯,都在监狱中含泪而死一样。

253、一旦人民被置于统治者控制之下,就只好永远的生活在「人心思变」――思念过去所谓「好」日子――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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